中美印象 | 跨越太平洋

孔子海外水土不服中国脸人气直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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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2015

作者：程怡来源：多维新闻

　　秉承着“有教无类”的儒家思想，孔子学院在全球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作为中国官方力推的文化交流项目，孔子学院自诞生之日起就是根红苗正的“官二代”，在过去十年迅速扩张。不过，官方的背景也令其被认为是政府的一个分支机构而广遭诟病，它所标榜的文化交流、促进相互了解的教学目标频遭质疑。取而代之的，外界质疑它输出中共价值观、推行洗脑教育。当汉办主任许琳毫不避讳地表示，孔子学院就是要向外国输出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时，推崇自由的西方社会产生逆反心理也是情理之中了。

　　无独有偶，中国政府开展的文化交流年，同样遭遇到曲高和寡与现实难以对接的尴尬，成为理想丰满、现实骨感的写照。相似的情节一再出现在中共的外宣项目中，不能仅仅归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更应该将质疑的矛头指向中共外宣的操作方式。在旧有惯性的作用下，中共外宣尚且处于有“宣”无“传”的阶段，宣传的渠道拓宽了，宣传的内容却并没有进入受众内心。

　　孔子辅佐高层

　　以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为起点，最近几个月有关孔子学院的负面新闻明显增多，孔子这位中国古代先贤在2015年“红”了。一方面是孔子学院陷入了钳制学术自由的泥淖，多家同孔子学院合作的学校控诉，指责孔子学院禁止对达赖喇嘛、新疆、台湾、中国领导层派系斗争等问题进行讨论，违背学术自由理念;另一方面，孔子披上了红色的外衣，成为中共宣传价值观的工具。此前，汉办主任许琳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毫不含糊地指出，孔子学院正向外国学术机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

　　西方与孔子学院的摩擦，延续了旧有的惯性思维，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傲慢与偏见。但是，孔子学院连续关张吃闭门羹不单是“有色眼镜”的问题，更多在于中共宣传方式的僵化保守，以政治强力保驾护航，并按照大陆的宣传模式，划分交流禁区，殊不知越是遮掩越是存在吸引力。要知道，孔子学院是文化交流机构，而不是西方与北京的政治博弈场，对某些敏感问题的限制，使其自身带上枷锁，沉重的政治负担也让孔子学院难用平常心交流。

　　通常而言，文化传输本就与意识形态难以完全撇清，中共在操作手法上也不避讳官方背景。在官方的力推之下，孔子学院在世界范围内多个国家落地，但这仅是宣传渠道上的拓展成功，只是让更多的团体能够听到你在说什么，中共通过“重金”铺通的宣传渠道，却没能达到受众的内心，内容上正襟危坐的感觉，宣传方式上的老旧做派，令中共外宣难以产生强力的吸引力。

　　一个国家的文化的竞争力更多取决于文化本身的核心魅力，而不在于背后的推动力量是否强大，尤其当这个推动力量来自政府时，甚至会起到反作用。西方对中国的文化很感兴趣，但是对中共所限定的文化传播框架却存有排斥情绪。与高层越是亲密，就越是令外界质疑其官方“鼓手”的身份，从这方面而言，由专业人士组成管理团队或许对孔子学院的推广更有益处。

　　显而易见，孔子学院的推广方式有待调整，比如在海外推广缺少与当地实际情况相结合，依然沿用在大陆采取的管理模式，对言论表达和意见讨论划定界线加以限制。殊不知，在民众表达氛围相对宽松的西方尤其是在学术界，限定讨论问题的做法难以获得认同。再者，官方推广孔子学院的目的之一就是协助其开展对外宣传，可以说孔子学院是西方了解中国文化，甚至是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而这个窗口不应该糊着一层朦胧的窗纸。

　　中国式文化输出

　　当中国元素满满的功夫熊猫得到市场的认可，当各类功夫片吸引西方世界的目光，当中国四大名著成为日本漫画题材远销欧美，不得不承认，中国文化对西方世界是有吸引力的，只不过中国在宣传自身优势时总是显得笨拙。长久以来，中共的宣传方式总是呈现一种“正襟危坐”的感觉，选择的题材不能丑陋、不能搞怪也不能低俗，必须传播正能量，必须是中国梦的化身，这导致中共的宣传更像是一种教化行为，与受众之间难有亲切“交流”。

　　不可否认，北京输出海外的文宣产品越来越多，但是能够走进受众内心的却并不多。将中国元素带入西方视野的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西方的力量，在西方世界热销的关于中国的书籍，其作者很多都是史景迁、傅高义这类的“中国通”，而非中国人。究其原因，在于他们使用的是西方视角。

　　中国在文化输出上的弱势或者说效果不佳，很大程度上源于传播方式的错置。中共在文化输出过程中“操心”过多，设计过多，反倒令文化交流缺少一些自然感。

　　不过，近期中共外宣路线正在放弃阳春白雪的高大上路线。2014年习近平出访拉美，带去的国礼之中有一套DVD光盘，包括两部都市剧《北京青年》、《老有所依》和电影《失恋33天》。入选的3部作品共同的特点就是，能够平实地讲述中国故事，能抓取到人性中那些比较柔软的共性的东西，无论是为理想而奋斗、为爱情而苦恼，还是在生活压力之下承担起赡养老人的责任，这些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都能让国外民众找到共鸣。

　　联系此前，中国家庭伦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等中国影视剧作品在非洲国家热播。似乎可以推测，在对外文化输出方面，有时不要有太多太强烈的宣传意识，找准受众身上的“痒痒肉”最为重要。很多时候，最接近生活本真的东西，最容易引发共鸣。

　　此外，文化交流需要“量体裁衣”，不能用通用版本打天下。孔子等传统文化固然有极高的知晓度，但是普通中国民众的生活更需要为外界所知悉。外宣工作中只是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播，中国文化难免被符号化，诗词、戏曲是中国文化，世俗的生活也是中国文化。文化交流不能总是放在“云端”上，不是只有“阳春白雪”才能登上大雅之堂，大众文化一样可以代表国家形象，成为“中国脸”。

　　目前来看，崛起中的中国，更需要向世界展示他的新形象。而中国新形象的建立，就需要外宣的新气象作为配合。长袖善舞需要体态轻盈，紧绷的神经难有平和包容，中共宣传系统应该“减负”，减轻身上政治重担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压力，摆脱过去的固有模式。需知润物细无声，方是外宣的高境界。

来源时间：2015/2/22 发布时间：2015/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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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停火美国为何最“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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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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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恒来源：京华时报

　　战争很简单，只需要一个疯子;停火很复杂，需要至少两方保持理智。12日达成的乌克兰停火协议显然更复杂，交战双方无法决定结果，三方联络小组事实证明也不够，于是必须劳烦俄罗斯、德国、法国、乌克兰四国首脑参加一场近17小时的谈判马拉松，别忘了桌边还有看不见的美国人。

　　这简直是一场“五军之战”，好在所有人都理性地意识到，如今没有比停火更符合利益的选择。

　　华盛顿可能是其中最纠结的一个。虽然，3家美国智库2日联合发布报告，呼吁政府今后3年向乌提供总价值30亿美元的“非致命性和防御性致命武器”;虽然，克里5日访问基辅时表示，总统正综合考虑各种方案，包括向乌提供国防支持;但是，奥巴马敢吗?这固然可以对欧盟和俄罗斯一箭双雕，可自己也难免同时身陷第聂伯河与“伊斯兰国”两条战线，何况还得琢磨着亚太再平衡。

　　欧盟不想打仗，也不想成为经济制裁最终受害者。正如法国《费加罗报》评论：“到底谁能够从欧洲-俄罗斯相互制裁的恶性循环中得利?在欧洲大陆，没有谁能得利。”所以，奥朗德和默克尔一边安抚强硬的克里姆林宫，一边警告优柔的奥巴马，前者表示法国采取的立场是做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真诚的中间人”，后者直言：“我坚定地认为无法通过军事途径解决这一冲突。”

　　当德法为中立开出筹码并得到满足后，普京会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就像两天前出现在明斯克时脸上的表情。他让俄国人看到了维护本族人利益的决心，还能为他们舒缓油价下跌带来的痛苦，如果此事能让西方人明白俄罗斯人的骄傲与哀伤，那就再好不过。澳大利亚最好的战略分析专家保罗·迪布曾预言，复兴的俄罗斯，“宁愿中断复兴，也要创造战略空间”。

　　至于乌克兰，接受恐怕是唯一选择，波罗申科在白俄罗斯会场上几乎没有露出过笑容，与那三位和东道主形成鲜明对比，但又能如何呢?

　　正因为如此，外界对将于15日午夜开始的停火普遍抱有乐观。要知道，有些停火只是为了宣传自己爱好和平的姿态，有些停火是为了把拳头先收回来准备铆足劲给对手一记KO，有些停火是双方精疲力竭无能为力，这次则更像是出现了现实主义的平衡。不过，停火能持续多久，还有赖于一个多极化世界中西方如何看待俄罗斯，是否依旧怀揣着屡教不改的民族优越感。

　　法国《观点》杂志警告：“人们在跳探戈时与舞伴的距离不能拉得太开，更不能鄙视或轻视对方，否则就容易绊倒。”

　　http://news.ifeng.com/a/20150213/43170923_0.shtml

来源时间：2015/2/22 发布时间：2015/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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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官员公务外出差旅费标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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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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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植荣来源：共识网

　　2015年2月15日，中纪委公布官员公务外出差旅费标准如下：

　　下面，我们再看看美国联邦政府规定的官员公务外出旅差费标准情况。

　　美国驻外大使出差规定只能乘坐经济舱

　　2011年8月13日，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来华赴任乘坐经济舱，国内有媒体说骆家辉廉洁，也有媒体批骆家辉“作秀”，其实，骆家辉既没有媒体说的那么好，也没有媒体指责的那么坏，他只是按章办事，遵守了美国公务员管理规定而已。

　　《联邦公务旅行条例》共314页，对公务员公务旅行乘坐的交通工具、住宿和餐费标准、报销制度等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除了法律列明的极少数高级公务员如总统等外，其他美国公务员不分级别，公务旅行使用交通工具的标准是：飞机要乘经济舱，火车要坐二等座，轮船是最低级别的一等舱。只有在以下情况，并经过主管领导批准可以乘坐商务舱或头等舱：航班不设经济舱;疾病伤残或执行秘密行动或携带机密文件的公务员;国外旅行飞行时间超过14小时。

　　还有，美国政府与一些航空公司、铁路公司、长途巴士公司等运输企业订有合同，这些合同公司对公务员的公务旅行给予一定的折扣，公务旅行必须优先选择这些合同公司，否则不予报销。

　　在出差目的地有公共交通的地方不得使用出租车或租车，如果认为使用出租车或租车对政府有利，则必须经过主管领导批准后方可使用。

　　本文所讲的“出差”指临时出差，而不是常设驻外机构(如美国在各国的常驻外交人员)，也不包括公务员的培训。例如，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外交人员是常驻人员，而不属于临时出差，他们在北京工作，如同美国公务员在本土自己单位工作一样，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外交人员办理公务就可以使用公车，而不是乘坐公共交通(当然，有的大使喜欢骑自行车)，他们在北京工作期间，也不享受临时出差的住宿标准和餐费标准，因为临时出差的食宿标准要比常设机构工作人员的食宿标准高很多。

　　合同承运公司因延误等服务缺陷给予乘客的经济补偿，公务员不得占为己有，必须交公或直接打入政府支付账户。

　　《联邦公务旅行条例》特别强调，公务旅行如果超出规定标准，或与公务活动无关，或绕道旅行，或无辜延长在外逗留时间，超出的费用由自己承担。像用于观光旅游和休闲的门票、交通费等不予报销。也就是说，报销的任何款项，必须是用于公务开支，为满足个人利益的任何开支均不予报销。如果旅行中因个人疏忽造成损失，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自理。如订了机票而取消旅行，可又没有及时退票，在这种情况下，机票费用政府不予报销。

　　美国还规定，公务员出差必须使用政府的“公务旅行电子服务系统”(ETS)订机票和酒店，并通过此系统安排旅行，以便于监督。公务旅行的机票、旅馆等大额费用，必须用“政府支付卡”支付(其他公务开支也是如此)，不得使用现金，否则不予报销。

　　国内差旅费标准每年调整一次，国外差旅费标准每月调整一次

　　美国政府有个临时公务出差费用标准查询网站，各地的住宿和餐费标准公开透明，一查便知。

　　美国国内差旅费标准每年调整一次，餐费标准是根据全国9000多家餐馆的实际价格确定的。2013财年的全国普通标准是住宿77美元，每日三餐46美元。考虑到一些城市的物价偏高，对681个城市的标准单独列出，但住宿标准超过100美元的并不多，最贵的是纽约曼哈顿住宿295美元，餐费71美元。

　　考虑到出差的第一天和最后一天不可能三餐都吃，这样，第一天和最后一天餐费要扣除25%。如果出差时间不超过12小时，则不报销餐费。

　　到国外出差的差旅费标准由美国国务院根据驻外使领馆搜集的数据整理发布，每个月调整一次。

　　2013年7月1日公布的数据共列出了1085个国外城市的食宿标准，其中：堪培拉住宿235美元，餐费153美元;巴西利亚住宿230美元，餐费120美元;渥太华住宿200美元，餐费98美元;巴黎住宿379美元，餐费162美元;柏林住宿244美元，餐费117美元;新德里住宿291美元，餐费109美元;罗马住宿410美元，餐费152美元;东京住宿267美元，餐费242美元;首尔住宿230美元，餐费120美元;惠灵顿住宿192美元，餐费135美元;里斯本住宿157美元，餐费102美元;莫斯科住宿428美元，餐费137美元;比勒陀利亚住宿181美元，餐费101美元;马德里住宿253美元，餐费141美元;伦敦住宿313美元，餐费178美元。

　　美国公务员来中国出差的食宿标准是：北京住宿258美元，餐费119美元;重庆住宿99美元，餐费83美元;上海住宿237美元，餐费93美元;广州住宿220美元，餐费158美元;天津住宿141美元，餐费102美元;杭州住宿152美元，餐费111美元;济南住宿121美元，餐费85美元;昆明住宿121美元，餐费85美元;拉萨住宿131美元，餐费52美元;丽江住宿67美元，餐费77美元;南京住宿139美元，餐费80美元;南宁住宿131美元，餐费119美元;青岛住宿157美元，餐费88美元;西安住宿140美元，餐费107美元。

　　餐费除了早餐、午餐和晚餐外，还包括“杂费”，用于支付小费等费用，具体分配是：早餐占15%，午餐占25%，晚餐占40%，杂费占20%。

　　对于美国人出差的食宿标准是高还是低，这要比照该国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平才能得知，我们来看看美国人的收入水准——

　　美国2012年所有从业人员的平均收入为45790美元，平均每天125美元(含节假日休息日)，这样，读者就可以知道美国公务员的差旅费标准究竟是个什么概念。例如，在美国国内出差的住宿标准是每日77美元，大致相当于普通百姓半天多一点的工资;每日三餐46美元，大致相当于普通百姓三分一天的工资。来北京出差，住宿标准是258美元，大致是美国普通百姓两天的收入;餐费标准是119美元，大致是美国普通百姓1天的收入。(2014年1月2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总统行政令，宣布将联邦最低工资从目前的每小时7.25美元提高到每小时10.10美元。)

　　根据中国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471564亿元，全国就业人员为7.642亿人，中国居民收入约占GDP的31%，这样，可以推算出中国从业人员平均年收入为20363元，每天56元。美国公务员国内旅差费标准，相当于中国公务员国内出差的住宿标准是34元，餐费标准是21元。

　　美国规定，政府的任何开支，都需用政府支付卡结算，不得使用现金，违者不予报销。差旅费的报销必须在出差回来后的5个工作日内完成。如果是经常出差的人，则每30天报销一次。报销时，对75美元以上的单笔开支必须有发票，否则不予报销。报销额不得超过规定标准，如果低于规定标准，则不给补足。报销后的单据将在国家档案馆保存6年零3个月。

　　有的会议在注册费里含有住宿费和餐费，则在报销时要剔除这部分费用，避免重复报销。如果在报销中有对政府的欺诈行为，则对所有费用不予报销，情节严重的，被处以最高10000美元的罚款或同时判处不超过5年的监禁。

　　公车属于政府财产，不得私用

　　美国1978年10月12日通过的《公务员道德法案》对公务员管理提出一些强制性的要求，如财产公示、不得把政府财产用于私人目的等。

　　2011年修订的《联邦资产管理条例》规定了美国公车的配备、管理和使用。条例开宗明义地指出，公车要严格限制在用于公共服务之目的，除了法律列明的高级公务员外，任何级别的公务员不得把公车当作自己住宅和办公室之间的交通工具。

　　美国所讲的公车，是指用政府财政购买、租用和养护的所有车辆，除了一般轿车外，还包括校车、救护车、警车、公共汽车、卡车、工程车等。

　　美国的公车只能用于公务活动，禁止在公务活动中顺路用公车办私事。公务员在公务活动期间如果有个人紧急事务需要处理，则必须放弃公车的使用，改用公共交通，或乘出租车，费用自理，禁止在任何情况下“假公济私”，哪怕是顺路回家看看都不允许。如果在公务活动的路线上有公共交通，则不得使用公车。

　　为了便于群众监督，美国公车牌照与普通民用车具有明显的差别，公车牌照为白底蓝字，上有美国国旗水印，并有“美国政府”和“仅用于公务”字样，上面还有条形码，以便于查处。

　　美国规定，公车严禁搭乘非公务员(包括公务员的配偶和子女)，如果需要搭乘非公务员，则要经监管部门批准，并且公车要有空余座位，搭乘人与公务活动的路线是顺路，不得增加任何额外费用，不得延误公务，搭乘公车的非公务员不得从事任何经营活动谋取利益。公车在使用过程中，不得搭载陌生人。

　　收礼不得超20美元，一年收礼总值不得超50美元

　　美国法律原则上禁止公务员接受礼品或向公务员上级赠送礼品。《联邦管理条例》规定，公务员在公务活动中收受的来自任何方面的任何礼品和奖章，都属于政府财产，必须在60天内写出报告并上交。实物礼品要上交美国总务管理局，现金礼品上交国库。对总统和副总统及其家庭成员所收受的礼品和奖章，由国家档案局保管。

　　美国也规定，对一些价值不大的纯属纪念性的礼品，经主管领导批准，可以自己保留。公务员收到有一定价值的纪念礼品，如果想自己保留，经主管领导批准后，可以按市场价格从政府那里买下来。

　　美国严禁公务员索要礼品，从一个渠道一次接受的礼品价值不得超过20美元，一年内接受的礼品价值总额不得超过50美元。但是，如果送礼人与公务员所在的部门有利益关系或有潜在的利益关系，则不得接受任何礼品，例如与公务员所在部门有采购供应关系的。家庭成员之间和真正的朋友之间，且没有与政府利益冲突时，不受此限制。

　　美国特别强调，礼品或接受的款待其价值必须按市场价格计算，以防有人钻空子，把收到的市价100美元的礼品说成20美元。参加招待如果带配偶和子女，则要计算该公务员所带人员的消费和接收礼品的总价值。例如，一个公务员带着配偶和一个孩子参加一次招待会，如果平均每人接受招待的费用是20美元，三个人的总费用就是60美元，这就超过了这位公务员20美元的招待标准。

　　宴请每人不得超过10美元

　　美国规定公职人员不得接受利益方的宴请。公务员接受非利益方的宴请，只能是普通饮料、咖啡和点心，不得是正餐。美国有个“牙签法案”，规定企业或者行业的游说者不得宴请官员，只可以请吃些甜点，且所有食品都只能站着用牙签插着吃，如果坐下来用刀叉大吃大喝，这就属于违法。

　　美国各地政府都有自己的宴请规定，一般不得超过10美元(美国的最低小时工资为7.25美元)，超过这个标准，就算行贿受贿。如果公务员在公务活动接受了政府的宴请，则在报销时，这顿饭不在报销之列。

　　如果游说联邦众议员和参议员通过某项法案，则每次花费不得超过50美元，且一年内的所有花费不得超过100美元，违反此规定者，则构成“影响力交易罪”。

　　正部以上官员上下班可用公车，公车私用停职或开除

　　上文已述，美国公车只允许用于公务活动，公务员从自己的住宅到办公地点的交通是不得使用公车的，因为普通百姓上下班政府也不提供公车，公务员的福利必须与百姓的保持一致。

　　当然，美国也有极少数公务员依照法律从住宅到办公地点可以使用公车。《美国法典》第31篇第1344章第b节规定了美国政府上下班可以使用公车的官员，他们是总统、副总统、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和大法官、21名各部部长(或相当于部长级高官)、驻外大使和领事、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另外，总统还可以批准最多6名白宫高级官员和最多10名联邦机构其他官员乘坐公车上下班。那些执行野外任务，或执行危险、紧急任务的公务员，经主管领导批准后可在住宅和公务活动地点之间使用公车。除此之外，其他任何公务员不得使用公车上下班。

　　就是法律载明的允许在住宅和办公地点使用公车(或政府飞机)的高官，也仅限于职务中，一旦职务终止，这种特权也就随之消失。1974年，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后搬出白宫，乘“空军一号”返回加利福尼亚州老家后，白宫工作人员就追着他要使用政府飞机的费用，告诉他辞职后就不是总统了，没有总统的待遇了。

　　美国允许私车公用，但必须经过主管领导批准后方可报销费用，如果没有主管领导批准而私车公用，费用由自己承担。私车公用的费用报销和出租车一样，按里程报销。2013年1月1日制定的标准是：轿车每英里报销0.565美元，摩托车每英里报销0.535美元。如果是私人飞机用于公务，则每英里报销1.33美元。

　　私车公用还可以报销停车费、过路费、轮渡费，除此之外，不报销任何其他费用，如修理费、折旧费、燃油费、机油费、防冻液费、拖车费、保险费等。

　　在使用私车时发生车辆碰撞损坏或人员受伤，政府不报销这方面的相关费用。在使用公车或私车中由于公务员自己的疏忽造成的各项罚款，由公务员自己承担费用。

　　美国对公车的管理到了近乎苛刻的程度，他们规定私车不得使用政府车库和修理间，也不得使用政府的车辆修理工具和配件等。

　　任何级别的公务员违反规定公车私用则构成“滥用政府财产”罪，立即被停职一个月，情节严重的，则被开除出公务员队伍，对主管领导也给予30天的停职处罚。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china/gqmq/20150215121126_all.html

来源时间：2015/2/22 发布时间：2015/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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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登的新爆料为何缺少新鲜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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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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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立凡来源：京华时报

　　仿佛担心人们遗忘这个时代的危险，每隔一段时间，美国前防务承包商雇员斯诺登就会爆出新猛料。最新爆料是，美国和英国情报部门用黑客手段侵入芯片制造巨头金雅拓的内部系统，盗取手机加密密钥，此举可以秘密监听包括中国在内的85个国家的数十亿部手机。

　　对于斯诺登的曝光，金雅拓公司表示，公司完全不知情，需要弄清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才能补救。这是一个恰当的回应：既表明了对斯诺登爆料权威性的适当尊重，又阻止了公司与美英情报部门合作的猜疑。金雅拓公司与全球手机用户一样，都是潜在受害者。

　　不过，除了金雅拓公司，人们对斯诺登的新爆料反应寥寥。按理说，数十亿部手机被监听意味着全球手机用户都是潜在的受害者，这足以造成巨大的舆论漩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正常的静默现象?

　　或许是人们对于移动时代的危险性已经有了足够的适应力。

　　此前人们已经了解到，欣欣向荣的云技术有隐私漏洞，手机支付过程也可能有漏洞，德法等国政要曾经是手机监听的受害者。这些信息叠加起来，已经勾勒出了一幅移动信息时代的安全边际概貌，让人们意识到，手机是不安全的，但通常没事。已经固化的这种普遍印象，无形中降解了斯诺登新爆料的威力，让它变成了一份移动时代的总结报告，而不再具有新鲜感。

　　此外，与斯诺登此前的爆料相比，美英情报部门盗取手机加密密钥，尽管其监听覆盖范围骇人听闻，但可能引发的政治对抗性小了很多。每个手机用户都可能是受害者，形成的是所有手机用户与美英情报部门的对抗局面，但是谁代表所有手机用户出面申张隐私权?在法理层面，没有关于手机监听法理性的国际公约，我们不能判定哪些监听是合理的，哪些不是。即使能够判断，也选不出共同认定的合适代表与美英情报部门交涉。这正是移动时代的特征之一：它充满活力，但无法设定能够共同遵守的恰当边界。

　　还要看到，斯诺登的新爆料尽管与人们的常识和想象吻合，却无法求证。除非美英情报部门在这个监听项目上出现第二个斯诺登。不过，即便又出现了一个斯诺登，也同样存在谁来验证的问题。实际上，在斯诺登的曝光信息中，总是混杂着可以验证和无法验证的各种信息。斯诺登最近曝出的一个“惊天秘密”是，美国政府是已经被外星人控制的傀儡政府。这进一步增加了围绕斯诺登的争议。

　　不过，即使斯诺登的各种惊天爆料无法验证，甚至其中可能包含了假信息，有一点却是真的：移动信息时代没有提高个人隐私的安全保证，而是引发了更多的不安。抛开具体内容而从这个角度看，斯诺登的新爆料是一个真实的注解。

　　http://news.ifeng.com/a/20150222/43208282_0.shtml

来源时间：2015/2/22 发布时间：2015/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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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人民交流与理解的嘉年华（海外年味儿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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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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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温宪来源：《人民日报》

　　在美国，2015年的春节庆祝活动开展得红红火火。从中国走向世界，从仅仅在美国华人圈子里自娱自乐到真正走进美国家庭，从外力推动到自发组织，从文化交流到催化出一个巨大的商机，短短几年，中国春节庆祝活动在美国不断兴旺发达，其意义早已超出狭义的“文化”范畴。

　　为庆祝中国农历乙未春节，美国各地出现了诸多“第一”。加利福尼亚州参议院日前全票通过庆祝中国传统春节的决议案。这是美国历史上首部庆祝中国农历新年的州一级法案。纽约于2月17日晚在哈德逊河畔举行主题为“和美中华”的大型烟花晚会，这是纽约为欢度中国春节第一次燃放焰火，也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春节期间，芝加哥第四高建筑汉考克大厦点亮顶层灯光庆祝中国新年。2015年是芝加哥第二年全城庆祝中国春节。芝加哥市长伊曼纽尔表示，希望打造全美最具规模和特色的中国春节庆祝活动。位于华盛顿西郊的泰森角购物中心是华盛顿地区最大的购物中心，也是全美第五大购物中心。2月15日，这个一向被认为“高大上”的泰森角购物中心内第一次举行了中国春节庆祝活动。

　　中国春节为美国带来欢乐，更多的美国人民通过春节更为真切地了解中国文化，享受中国文化，交流中增进理解，理解中生发友谊。2月11日晚，华盛顿寒气逼人，但乔治城日间学校室内体育场内却温暖如春。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艺术团就在这里进行此次“欢乐春节”访美行程中的第五场演出。乔治城日间学校社区关系主任莉萨·施奈德曼女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这种交流使得美国学生对中国的了解远远超出了书本知识。现在学生们一谈起中国、中国文化和中国人，都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欢乐春节”活动已经成为美国子午线国际中心国际文化交流中的新品牌。子午线国际中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斯图尔特·霍利迪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这种美中文化交流活动的价值在于分享，相互理解在这一分享过程中得到增强。美国公众也通过这种交流对中国更增加了一份理解。2月14日，华盛顿史密森学会美国艺术馆内“中国新年家庭日”活动现场吸引了众多美国家庭。约5000名观众出席了这一活动，人数较去年翻了一番。

　　美国商界借助中国春节更为积极地举办相关庆祝活动，这是今年美国春节庆祝活动的突出特点。位于芝加哥市国家大道的梅西百货和密歇根大道的北桥购物中心在春节期间举办精美的中国春节橱窗展和庆祝中国新年的店内促销活动。2月12日，美国西岸最大的购物中心加州橙县南海岸广场举办迎新活动，拉开了庆祝2015年中国春节的序幕。在泰森角购物中心内，梅西百货及其子公司布鲁明黛公司的店铺特别有春节气氛，这也是从未有过的现象。一进布鲁明黛店里，抬眼便见一片大红灯笼，多处立着写有“羊年快乐”“恭喜发财”等字样的大红背景板，一片喜气洋洋!泰森角购物中心活动与外联经理贝卡·威尔科克斯女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举办春节庆祝活动的构想是泰森角购物中心管理层主动提出，希望借助这样的文化活动吸引更多的客源。这一活动得到了多方大力协办，该购物中心也已决定将这一活动继续举办下去。

　　在一场场互动性极强的欢乐活动中，中国春节节庆活动中所蕴含的欢乐、祥和、亲情等特质与价值观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参与和享受。参与和组织这些活动的中美人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中美两国人民有很多共同特点，都很大度、乐观、自信，都很崇尚勤劳工作，都很重视教育和家庭，对生活和未来都有着美好的期待。借助春节活动和新媒体的传播，中国春节活动在美国公众中的影响愈来愈大。两国人民通过进一步交流加深相互理解，进而为两国积极健康的国家关系打下愈发深厚的民间基础。

　　(本报华盛顿2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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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充分就业与政治正当性——从社会角度分析当今美国国内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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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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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魏南枝来源：《美国研究》2013年第4期

　　内容提要:全球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美国经济结构向金融化转型，本国经济的产业空心化和新兴国家廉价劳动力市场的冲击，使美国国内劳动力市场状况逐年恶化，社会不平等性加剧、失业情况严重、社会流动性下降。美国政治传统要求保护机会平等，但是，新自由主义和经济全球化二者共同推动了美国的政治利益与资本利益更紧密地结合，既削弱了大众社会力量对抗市场霸权的能力，也限制了美国的政治国家能力，一定程度上对美国政府的政治正当性形成挑战。目前美国所面临的危机，严格意义上不是单纯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也是政治国家能力被资本权力所限制、社会力量对资本霸权进行抵制而形成的多重国内挑战。

　　关键词：美国政治资本主义政治正当性机会平等社会流动性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时代下的世界各地被全球化网络不断吸纳的同时，也帮助美国得以对世界任何“陷入麻烦的地区”进行迅速的干预。(注：Chalmers Johnson, The Sorrows of Empire: Militarism, Secrecy, and the End of the Republic (New York: Henry Holt, Metropolitan Books, 2004). 冷战结束后，出现美国主导世界的单极世界格局。美国主导全球化，以实现对全球的干预，约翰逊将这种全球干预视为单极时代国际政治的一个突出特点。)但是，随着单边秩序的结束，全球化的力量既以巨大的吸力将各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利益越来越紧密地链接在一起，也导致全球社会不平等性的加剧，因而遭到了包括美国自身在内的反全球化社会力量的巨大反作用力。

　　经济全球化带来了资本和就业机会的大量自由“移民”，随着新兴国家的力量崛起，这些国家开始进入世界产业链的中高端环节，(注：Michael Spence,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on Income and Employment,” Foreign Affairs, 00157120, Jul/Aug2011, Vol. 90, Issue 4.)给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所设计和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带来冲击。进入21世纪，美国面临不断恶化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严重的失业和社会不平等引发了各种社会不满。经济衰退、社会冲突和政治困境等因素的结合，一定程度上对美国政府的政治正当性形成了挑战。本文围绕美国内部的社会不平等、不充分就业及其对美国政府的政治正当性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探讨，从社会的角度对美国目前面临的国内挑战进行分析。

　　一　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侵蚀美国精神

　　美国精神具有浓厚的自由主义传统，以个人主义为核心，鼓励追求个人自由和物质财富。在强调自由权的同时，美国社会也强调平等性。然而，美国传统上的平等是指机会平等，(注：在最早的欧洲清教徒移民看来，新大陆充满了希望和挑战，其吸引力在于有机会成为统治者，这构成了美国精英梦的雏形：在竞争机会平等的条件下，作为少数的成功者应当享有更多奖励;而作为多数的失败者如若对这种差距进行抱怨，就缺乏公平性基础。这种思想也直接影响到美国对于平等性和公平性的定义，使之倾向于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强调法律面前的平等性，赋予“机会平等”以绝对的道德至上性与政治正确性，突出“勤奋劳动”对形成贫富差距和阶层差异的决定性意义，而不注重结果的平等性和社会成员之间相互责任的平等。因此，美国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工作社会。(注：贝里克认为美国社会的一个区别于其他西方社会的重要特征是对工作的高度崇拜。J. Duerr Berrick, Faces of Poverty: Portraits of Women and Children on Welfa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同时，美国也强调经济和社会的向上流动性，通过众多类似富兰克林这样的“平民到富翁到政治家”的成功范例，将较高的社会流动性作为美国社会正确性的重要基础，以此证明精英地位的来源正当性。因此，机会平等性和社会流动性二者共同构成理想的美国社会模式所具有的意义、正确性和信心的基石。(注：W.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美国的社会模式强调经济自立，因而形成对“贫穷文化”的批判，穷人的行为、态度和价值等被认为因自身原因而陷入“贫困陷阱”。(注：Sara Chamberlain, “Gender, Race, and the ‘Underclass’: The Truth behind the American Dream,” Gender and Development, Vol. 5, No.3, (Nov., 1997), pp.18~25.)这种批判态度符合美式自由资本主义的要求，同时也因美式资本主义本身而产生和成熟。早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和美国建国早期，充足的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使美国人相信所有人通过辛勤劳动都会占有土地和拥有财富，普遍的土地所有权被杰斐逊视为美国政治和经济力量的一个源泉。针对19世纪的美国社会，德国学者桑巴特认为，美国资本主义为工人提供了丰厚的物质报酬，美国社会具有较高的社会流动性，加上美国普选制等政治制度对公民可以进行有效整合，使美国“没有社会主义”。(注：W.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06~214页。桑巴特认为丰富的物质报酬使工人阶级丧失激进主义动力，社会流动性抑制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发展，而美国的政党制度可以有效地提升公民整合度。)

　　19世纪晚期，美国社会开始出现贫富悬殊。经历了进步时代的大调整，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逐渐为美国社会所接受。20世纪上半叶，美国左派学者萨姆森对美国的资本主义进一步阐述，他认为美国无疑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其对资本主义的定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美国精神在意识形态上替代了社会主义”。(注：Leon Samson, Toward a United Front: A Philosophy for American Workers (New York: Farrar & Rinehart, INC., 1935), p.17.)长期以来，“所有阶层的公民”与精英阶层之间的利益博弈被认为可以通过自由市场经济得以规范、调整和正当化，因而，美国的政党政治和劳工运动、工会之间的联系先天不足。

　　美国的各种制度特别是其民主政治制度曾经被誉为使个人奋斗梦想成为可能的基础和引擎。但是，追求个人自由、资本自由和促进社会团结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冲突，社会普通民众与部分精英之间的利益博弈也不可避免。依据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美国民众有权通过大众民主制度要求政府干预市场，或者推动政府改变社会政策、以实现对社会利益的保护。不过，基于美国自由主义政治文化传统，特别是在自由主义传统对社会政策选择倾向的长期影响之下，美国精神认为自决高于保障，并不认可政治国家对实现社会与经济的结果平等负有义务，甚至对政府的干预经济和提供大量公共服务存在不信任感，因此美国民众要求美国政府干预市场的意愿和能力是有限的。

　　自进步主义时代以来，美国政府在多重压力之下开始干预经济、并采取多种措施增强社会平等性。(注：19世纪的美国有一句著名的话形容当时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即“国家与社会什么都不是，个人就是一切”(the state and society were nothing, the individual was everything)。这种理念自进步主义时代开始发生变化，Faith Jaycox, The Progressive Era (New York: Facts On File, Inc.), pp.iv~x。)但这种经济干预的核心任务是保持经济稳定和促进充分就业，以确保市场主导的福利提供模式的顺利运行。即使经历了20世纪的大衰退，罗斯福新政所通过的1935年美国社会保障法案，也并未建立起欧洲式的全民社会保险制度，而是深受美国长期奉行的自由放任主义和英国济贫法传统的影响，遵循补足原则、提供具有资格审查性质(means-test)的公共服务，对社会保险和公共救助进行了严格区分：前者主要指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等，后者主要针对老年人、盲人、需要抚养孩子的贫困家庭等。虽然该法案将社会保障视为政府的神圣职责，但是，社会福利计划“仅仅针对值得救助的人群”。也就是说，有限的“值得救助的人群”才有从政府获得救助的法定权利，(注：T. Skocpol, “The Limits of the New Deal System and the Roots of Contemporary Welfare Dilemmas,” The Politics of Social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eds. M. Weir, A.S.Orloff and T. Skocpo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296.)用于社会政策的公共支出水平较低，市场仍被视为个人福利的主要提供者和经济安全的保障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末，奉行凯恩斯主义的美国政府对经济进行较积极的干预以促进充分就业，促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的迅速恢复。(注：Eric Rauchway,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the New Deal: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6.)特别在约翰逊总统推行“伟大社会”政策之后，进行了大规模的联邦反贫困立法，公共救助的覆盖面和程度都有所提高，建立了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和食品券(Food Stamps)等制度。美国政府通过提高穷人的教育水平和工作机会而降低贫困率，20世纪初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缓解。

　　无论是罗斯福新政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时期，美国政府对美国经济具有相当的调控能力，因而能够在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但是，这一阶段美国扶贫减贫的社会政策并没有有效地和经济政策联系起来，美国政府逐渐陷入严重的财政赤字。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进一步陷入滞涨，反凯恩斯主义思想开始在美国盛行。以默里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收入转移支付降低了个人进取动机，构成了经济发展停滞的原因。(注：Charles Murray, Losing Ground: American Social Policy 1950~1980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尽管当时也有研究表明这种降低的实际程度非常有限，(注：在1980年代，有研究表明，美国所有的福利项目仅减少了经济部门总工作时间的4.8%。Sheldon Daniziger, Robert Haveman, and Robert Plotnick, “How Income Transfer Programs Affect Work, Savings, and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A Critical Review,”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No. 19, 1981, pp.975~1028.)但强调个人责任的美国基本价值观在预算赤字的刺激下与社会福利思想之间发生了强烈的碰撞，新自由主义思潮迅速风靡美国。

　　20世纪8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基础上，(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在各项经济指标上都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因此主导设计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自由贸易规范、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金融体系和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贸易体系、成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越南战争使美国财政赤字连年扩大，不得不大量发行美元，美国陷入财政困难。1971年美国政府被迫宣布停止履行对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以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也就是结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与此同时，日本和德国的经济迅速崛起。然而，美国用浮动汇率制为基础的新国际货币制度击败了日本和德国。1990年代，由于高科技部门的迅速发展，美国赢得了新的经济增长点，美国模式击败了日本模式和德国模式。)美国以新自由主义(里根新保守主义)的理念和方式，对国际国内经济秩序进行重构，也对其社会政策进行了重新定位：确立了金融资本对工业资本的支配地位，通过不断减少政府干预，瓦解有组织的劳工力量，实现收入分配从劳动向资本的倾斜。1990年代，克林顿施行以支持开放市场和自由贸易为前提的“第三条道路”福利改革，继续自里根政府以来的社会保障私有化，用促进就业代替公共救助，对扶贫减贫政策进行了迅速缩减以避免所谓“福利陷阱”。例如，1996年《个人责任和工作机会协调法案》建立了贫困家庭临时援助(TANF)项目，取代了被广泛批评为过于慷慨的针对有子女抚养家庭的补助计划(AFDC)。(注：罗云力：《浅论克林顿第三条道路对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期。)

　　自此，市场力量的统治地位打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政治国家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平衡。除了提倡自由贸易，美国将私有化、资本的自由流动、撤销管制措施、减税、废除补贴等各种措施相结合，将自由市场经济奉为推动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唯一正确路径。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将美国的政治利益与资本利益直接结合在一起。与欧洲国家相比，美国政府更倾向于以市场为导向、较少对市场进行规制。这种市场导向和政府规制的相对“缺位”，使美国的社会利益与经济利益之间易于产生直接冲突。在这种直接冲突之下，新自由主义通过对市场力量所具有的政治正确性的肯定，确保了美国精英阶层的特权地位的政治正当性，一方面促进了统治阶层的团结，另一方面削弱了大众社会力量对抗市场力量的能力。(注：G. William Domhoff, “The Class-Domination Theory of Power,” April 2005, available at: http://whorulesamerica.net/power/class_domination.html.)

　　对外政策方面，美国着力于推动华盛顿共识，强调普世价值衡量标准的单一性和自我主导性。一方面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机构施压，使其接受并遵循新自由主义的信条;另一方面，按照新自由主义理念，对财政上依赖国际金融组织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政治改造，利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的优势地位，推广美式民主，以此作为被改造国家的政权获得其政治正当性的基础。(注：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39~86.)与此同时，以跨国公司和私人金融机构为代表的资本力量本能地支持和推动新自由主义，使其赢得全球性的霸权地位。(注：政府所代表的政治国家可以对市场的力量进行规制，所以，仅有市场的力量，即使强大的跨国资本力量施压，也无力实现新自由主义在世界的统治地位。但是，在美国的里根主义和英国的撒切尔主义的推动下，政治力量与资本力量二者相结合。通过政治上推行美式民主、经济上奉行新自由主义，在华盛顿共识形成之后，新自由主义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获得了政治正确性，迅速占据统治地位。)美国政府和跨国资本力量共同推动了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地位以及该思潮统治下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注：James L. Richardson,Contending Liberalisms in World Politics: Ideology and Power (Boulder: Lynne Rienner, 2001), pp.155~163. )

　　在各种生产要素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将市场自由化和经济效率优先的价值凌驾于社会团结之上，影响着世界各地的商品价格、工作方式和劳动收入等。过去30多年里，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金融资本主义获得了高速发展。但在世界经济秩序中，美国并不能完全控制哪怕经济上依赖美国援助的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也不能在贸易争端经贸谈判中总是处于优势地位。(注：Michael Mann, The Incoherent Empire (London: Verso, 2003), pp.49~79.)尽管美国政府和资本力量二者进行合作，推动了经济全球化;但是，资本自身可以在不同国家之间自由流动，美国政府对此难于进行有效控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也无法完全对其进行掌控。

　　基于国际国内格局的双重改变，在美国的大众社会力量被不断削弱的情况下，美国的劳动力市场状况不断恶化，社会不平等程度不断扩大。虽然对底层人民的基本物质需求没有进行绝对的剥夺，(注：以3个家庭成员的家庭为例，2012年北美大陆的48个州的贫困指导线为1.909万美元。Federal Register, Vol. 77, No. 17, January 26, 2012, pp.4034~4035. 按照布鲁金斯学会的统计，有20%的美国孩子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3%的美国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available at: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topics/u-s-poverty。)但是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家庭陷入贫困，(注：2010年，美国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数量为4620万人，为52年来的最高值。Sabrina Tavernise，“Poverty Rate Soars to Highest Level since 1993,”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4，2011), p.A1.)中产阶级规模趋于萎缩，相对剥夺的情况日益严重，使美国的社会问题日益凸显。

　　二　就业、社会平等与社会流动性

　　按照新自由主义理论，利润与财富向少数人的集中能够促进投资的效率，因此可以为整个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促进经济繁荣。然而，全球化浪潮中的美国经济结构发生了转型，随着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不断萎缩，生产环节不再占据重要位置，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美国趋向消亡，也就是说，美国制造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下降。金融业务取代了制造业的地位，成为美国经济的核心部门。金融市场提供了大量进行金融投资的机会，财富迅速向少部分人积聚，也刺激了短暂的经济繁荣，但大部分的利润并未投资用于扩张以及升级制造业系统，也未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与此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在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中高速发展，全球劳动力市场规模迅速膨胀，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大量向新兴国家转移，对美国国内劳动力市场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冲击。国内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之下，美国的国内劳动力市场状况逐年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劳动力不得不适应新自由主义逻辑下的雇佣、劳动契约和工作方式，主要特点为灵活就业和缺乏监管。(注：Didimo Castillo Fernandez and Martha Otis, “Hegemony and the U.S. Labor Model,”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Vol. 34, No.1, The Crisis of U.S. Hegemon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Jan. 2007), pp.64~72.)自1990年代以来，虽然技术创新使美国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但是，随着每周平均工作时间持续下降，(注：Steven Kroll, The Decline in Work Hours during the 2007~2009 Rrecession，available at: http://www.bls.gov/opub/mlr/2011/04/art10full.pdf.)兼职工作的比重上升已经不是周期性的现象，而是变为结构性发展趋势。美国劳工部的统计显示，2013年3月因经济原因选择兼职的人数为800万人。(注：Available at : http://www.bls.gov/news.release/pdf/empsit.pdf. )美国的劳动力市场越来越具有高度的灵活性，签订稳定的长期劳动合同的工作机会被临时性工作机会所替代，全职工作机会被兼职工作机会所取代，稳定的中产阶级职位正在萎缩。此外，灵活就业导致工薪阶层整体工资收入水平的降低，并且缺乏相应的社会保障。该社会保障主要指基于稳定工作而获得的与缴纳收入所得税的工作岗位相关联的各种社会保险、退休计划和带薪假期等，(注：Ulrich Beck, Un nuevo mundo feliz: La precarizacion del trabajo en la era de la globalizacion (Buenos Aires: Paidos, 2000), p.39, cited from Didimo Castillo Fernandez and Martha Otis, “Hegemony and the U.S. Labor Model,”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Vol. 34, No.1, The Crisis of U.S. Hegemon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Jan. 2007), p.69.)具有缴费性、非财产审查性的特点，这种与工作相关联的社会保障的私有化将劳资利益捆绑在了一起。从兼职工作获得的直接劳动收入偏低，又缺乏从社会保障机制获得的间接收入(转移支付收入)，这就使“工作穷人”的比重不断攀升。

　　低收入灵活性工作岗位比重的上升和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等使美国社会的工作人口从劳动收入和社会保障所获得的转移支付收入的购买力进一步萎缩，不利于刺激美国经济复苏。同时，由于非正式就业人口增加和产业工人比重减少，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比例很低，(注：2011年，美国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比例为11.8%，公营部门就业人员加入工会的比例为37%，而在私营部门就业的劳动力加入工会的比例已经下降到7%以下，这是1932年以来的最低纪录，available at: http://www.bls.gov/news.release/union2.nr0.htm.)工人组织的力量也处于迅速衰退之中，(注：Robert E. Baldwin, The Decline of US Labor Unions and the Role of Trade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3). )这就使美国工会组织的影响力和对抗资本力量的能力进一步下降，美国劳工阶级的力量在不断被分割和削弱。对此，弗里曼认为，工人的真实收入和其实际创造的产值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既体现了资方管理者在设定劳动条件方面居于强势地位，也表明劳动者对其劳动收入进行集体协商的能力有限。“过去20~30年间，绝大多数的生产增长所创造的价值最终进入了少数最富有的美国人的口袋里。”(注：Richard B. Freeman, America Works-The Exceptional U.S. Labor Market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7), p.40.)

　　另一方面，以信息科学为代表的新生产方式与精益生产等新管理方式的结合，使生产环节得以不再集中于发达国家。资本天然的排斥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因此，美国大企业大量采用外包的形式：首先，外包有利于稳固其不可转移的核心业务;其次，将其他业务分散到劳动力价格更低、劳动市场管制更宽松的发展中国家中的高度专门化企业，例如中国和印度，有利于其尽可能降低生产管理成本。(注：对于资本而言，这种外包业务的战略具有明显的优势：降低成本、减少税负、降低雇主责任、弱化工会力量等，有利于资本尽可能获取更大利益。)在大量吸纳以外包业务为主体的外资投入的基础上，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成为跨国企业链条中的供应者，反过来增加了美国的进口压力。(注：但也有学者否定这种观点，穆迪认为进口竞争和外包都不能完全解释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迅速萎缩的原因。他认为，自1990年以来，在生产力下降、来自日本等地的全球性竞争加剧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通货膨胀等因素推动下，美国的制造业转向新技术产业，导致就业吸纳能力下降。Kim Moody, U.S. Labor in Trouble and Transition (London: Verso, 2007), cited by Horst Brand, “U.S. Workers Confront Growing Insecurity,” Dissent, Fall 2009, p.50.)

　　近30年来，美国本土经济的增长高度依赖不可持续的信贷消费和资产价格泡沫，(注：参阅崔学东:《新自由主义导致全球劳资关系不断恶化》，载《红旗文摘》，2012年第20期，第18页。)但在产业技术升级和生产自动化的推动下，美国制造业产出总值仍然保持了增长。美国劳工部的统计数据表明，制造业提供的工作岗位自1996年到2006年减少了300多万，也就是下降了18%;但是，美国制造业的产出仍在不断上升，该期间美国制造业的产出上升了15%。(注：Horst Brand, “U.S. Workers Confront Growing Insecurity,” Dissent (Fall 2009), pp.49~50.)1989~2010年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了62.5%，而工人人均小时报酬却只增长了12%，劳动生产率与工资增长率之间的缺口不断扩大。(注：崔学东：《新自由主义导致全球劳资关系不断恶化》，载《红旗文摘》，2012年第20期，第18页。)

　　与劳动力市场状况恶化同时存在的是高失业率。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公布的2013年2月就业形势报告显示，该月美国失业率为7.7%，其中已经失业27周以上的长期失业人口数大约为480万，占总失业人数的40.2%。(注：Available at: http://www.bls.gov/news.release/archives/empsit_03082013.pdf. )

　　但是，按照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分析，这个官方失业统计数据并不全面，因为没有确切统计那些长期失业的人，也没有统计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就业失败的数百万工人。(注：Available at: http://www.aei.org/topic/jobs#0.)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的官方统计将年满16周岁以上的自由平民(Civilian noninstitutional population)(注：美国劳工统计局的统计数据表明， 2013年2月，美国的年满16周岁以上的自由平民人口数为2.45亿，其中在就业市场(Civilian labor force)的人口数为1.56亿。年满16周岁以上的自由平民是指在美国居住的16周岁以上的非现役军人，而且没有被关在监狱、限制在精神病院或其他监禁设施内的人。Available at: http://www.bls.gov/news.release/archives/empsit_03082013.pdf.)分为平民劳动力(Civilian labor force)和非劳动人口(not in labor force)(注：非劳动人口包括被就业市场抛弃的劳动力，也包括老年人、职业家庭妇女、在校学生等人群。2013年2月，美国不工作或找不到工作的劳动力总数为8930.4万人，其中65岁以上的人口数为3481.4万人，想找工作的人口数为682.1万人。Available at: http://www.bls.gov/news.release/archives/empsit_03082013.pdf.)两大类，计算失业率的基数仅覆盖平民劳动力。尽管针对企业调查得出的结果，美国2013年2月份非农就业岗位增加23.6万个，使其官方失业率相比上月下降0.2%。但是，2013年2月平民劳动力减少13万，其中新增就业人口17万，失业人口减少30万;而非劳动人口增加29.6万，其中65周岁以上人口只增加5.5万。(注：Available at: http://www.bls.gov/news.release/archives/empsit_03082013.pdf.)为何在16周岁以上的自由平民人数增加的情况下，失业人口减少的数量会高于非农就业岗位增加数量?为何非农就业岗位增加数量高于实际新增就业人口量?为何失业率还出现了下降?原因就是平民劳动力人数也在下降，流动到了不被官方失业率作为统计基数的非劳动人口这一类别之中了，而非劳动人口中有就业要求的人也并未有效地被新增工作岗位所吸纳。

　　官方数据也明确指出，不纳入失业率统计基数的待就业人口数(persons were marginally attached to the labor force)(注：待就业人口是指没有被纳入劳动力统计、但想工作也能够工作并且已经在过去12个月里面寻找工作。而他们未被纳入失业人口是因为他们在官方统计前的四个星期没有找工作。)为260万，其中有88.5万人已经不再积极寻找工作(discouraged workers)。(注：不再积极寻找工作人口是指因为认为自己无法得到工作机会而在近期不再寻找工作的人。)这些数字游戏的背后是，美国被纳入非劳动人口之中的16至64岁的成年人已经高达5528.6万。(注：其中，2013年2月，美国16至64岁的女性人数为3380.9万人，16至64岁的男性人数为2147.7万人。Available at: http://www.bls.gov/news.release/archives/empsit_03082013.pdf.)长期的高失业率会进一步打击这些长期失业人群和待就业人群寻找工作的积极性和可能性，有相当多劳动力因为放弃寻找工作而脱离就业大军，使美国有效劳动力人口实际上在不断减少，整体实际失业率并未好转。

　　新自由主义统治下的美国劳动模式和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导致美国劳动力市场的状况恶化、失业严重，原本有希望通过工作脱贫的贫困人群缺乏足够的机会。然而，就业人口内部的贫富悬殊也在日益加大，失业和收入不足共同构成了美国收入贫困的主要成因。根据美国联邦人口普查局发布的人口普查报告，2011年美国贫困人口达497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5%。(注：Available at: http://www.census.gov/newsroom/releases/archives/income_wealth/cb12-172.html.)

　　美国产业结构的空心化和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导致工人内部少量受到良好教育的技术工人的收入得到了增长，而其他大部分工人、特别是缺乏技术的低报酬工人，由于中等收入的制造业工作岗位减少，低收入的服务业岗位大量增加，劳动实际收入的增长也陷入停滞甚至下降。(注：Richard B. Freeman, America Works: The Exceptional U.S. Labor Market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ublications, 2008).)2012年11月之前的12个月里，美国非农业私营部门就业人员的平均每小时工资增长率为1.7%，而2012年前11个月的平均通胀率为2%左右，工资性收入在财富分配比例中的份额在持续萎缩。(注：Available at http://www.bls.gov/news.release/pdf/empsit.pdf.)

　　自2012年2月，私有企业就职的人员平均时薪增长了2.1%，达23.82美元。其中，旅游休闲行业就业人员数达1335.9万，其平均时薪仅为13.39美元;公用事业的就业人员数为55.62万，其平均时薪为35.05美元。这种行业收入差距和大量低收入工作岗位的存在意味着工作贫困人口的数量在增多。2013年2月私有企业总就职人员数为1.11432亿人，其中私有企业非管理类岗位就职人员数为9350.6万人，占私有企业总就职人数近84%，而该类人员的平均时薪为20.04美元，比私有企业就职的人员平均时薪少3.78美元，可见占总人数16%的私有企业管理类岗位就职人员的收入明显高于非管理类就职人员。(注：Available at: http://www.bls.gov/news.release/archives/empsit_03082013.pdf.)这说明同行业内部的管理类和非管理类就职人员的收入差距也很大。

　　个人的收入来源主要可以分为三类：财产收入(资本收益)、劳动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社会保障)。在失业严重和收入不足的双重作用下，2010年美国的官方基尼系数为0.469，(注：Available at: http://www.census.gov/prod/2012pubs/acsbr10-18.pdf.)收入不平等情况达到自1967年以来对家庭收入进行统计以来的最高点。然而，美国普查局的统计方法仅针对家庭的货币收入，包括工资、利息、社会保障收入等各种现金收入，但排除了在国民收入中实际比重不断上升的资本收益。对此，有批评认为，美国最富裕的家庭的投资获益很大，而美国普查局没有将资本收益统计在内，这说明美国的实际收入不平等情况比官方数据要严重得多。(注：Available at: http://inequality.org/unequal-americas-income-distribution/.)

　　上述对就业市场状况和社会贫困状况的分析表明，美国政府对经济放松监管的结果是放任甚至帮助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掠夺，导致社会不平等问题日益突出。(注：蓝志勇：《公共政策的缺失与当前世界性经济危机》，载《公共管理学报》，2009年第6卷第1期，第27页。)这种社会不平等不仅体现为收入的不平等(结果不平等)，还体现为严重的机会不平等。根据一项跨国社会调查显示，美国社会更具有精英管理社会的特点，无论向上流动还是向下流动的可能性都低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

　　从这一调查结果来看，父亲收入(家庭收入)处在全美收入最低的1/5的孩子，比家庭排在全美收入最高的1/5的孩子以较好成绩从高中毕业的机会更低，并且更有可能在就学年龄阶段就成为未婚父母或者因犯罪被监禁。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公布数据表明，近年来美国的未婚生育率仍然较高，(注：Available at: http://www.cdc.gov/nchs/data/nvsr/nvsr61/nvsr61_01.pdf#table12. )这就使传统家庭结构面临分崩离析危险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儿童因为处于单身家庭而处于贫困状态，直接进一步导致儿童前途的两极分化。

　　而与这种贫富阶级之间的机会不平等同时存在的是，非常明显的族群之间的不平等。上述不平等就使得对相当比例的底层人群、特别是底层黑人和拉美裔族群而言，贫困不再是暂时现象，长期贫困变得越来越普遍。

　　2013年2月，在美国平均失业率为7.7%的情况下，黑人失业率为13.8%，拉美裔失业率为9.6%。美国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问题难以得到缓解，2013年2月，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就业率达18.76%，而16至19周岁在就业市场的年轻劳动力失业率为25.1%，其中白人青年的失业率为22.1%，黑人青年的失业率高达43.1%。除了族群之间的就业差距，不同学历人群的就业差距也很明显，未获得高中毕业文凭以下的人群失业率为11.2%，随着学历的提高、失业率不断降低，学士学位以上的人群失业率仅为3.8%。(注：Available at: http://www.bls.gov/news.release/archives/empsit_03082013.pdf.)也就是说，越早进入就业市场的劳动力其学历越低，其失业的可能性越大，而很早进入就业市场的劳动力中黑人与拉美裔的比重明显高于白人。

　　这种高比重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美国的高监禁率和高监禁率背后的种族差异。美国司法统计局2012年12月公布的美国2011年监禁情况报告数据显示，2011年被宣判入监的人员中93%为男性，61%为39周岁以下的人群，其中非拉美裔男性黑人与拉美裔男性比白人男性的犯罪率更高，而且犯罪年龄更低。白人男性的被监禁率为0.5%，拉美裔男性的被监禁率为1.2%，而非拉美裔男性黑人的被监禁率为3.0%。在18至19周岁的年龄段中，每10万美国居民中有1544名黑人男性被监禁，而白人男性为166人，前者是后者的9倍。(注：Available at: http://www.bjs.gov/content/pub/pdf/p11.pdf.)大量有监禁前科的黑人与拉美裔青年因此而中学辍学，很早进入就业市场，但又在就业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其中相当比例的人就逐渐固化为全美收入最低的人群。

　　当今美国已经不再能确保美国政治传统所期待的高社会流动性：一方面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吸纳能力在萎缩，另一方面美国大多数本土和移民人群的上升渠道已经被精英统治所缩减甚至垄断。尽管美国政府按照其政治传统没有确保结果平等的政治义务，但贫富悬殊的加大，客观上正在使美国社会趋向分裂。(注：陶文钊：《如何看待美国实力地位》，载《当代世界》，2012年第1期，第34页。)机会平等性和社会流动性二者所受到的严重冲击使美国社会模式的正确性遭遇质疑，也导致美国社会趋向分裂。

　　三　社会分裂挑战政治正当性

　　劳动力市场状况恶化、失业严重、社会流动性下降、社会贫富悬殊巨大化……,这种社会不平等性对曾经发挥替代社会主义功能的美国精神构成了挑战。美国政治国家的借贷和赤字畸形膨胀，美国的中下阶层不仅要分担国家赤字等债务，还是美国经济危机恶果的主要承受者。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2013年4月公布的2011年美国消费支出报告数据显示，在金融危机打击下，美国国内民众消费支出从2008年开始下降，至2011年逐渐缓慢回升，但仍未恢复到2008年的消费支出水平。(注：Available at: http://www.bls.gov/cex/csxann11.pdf.)

　　美国社会深受传统自由经济和小政府思想的影响，这种思想传统和现实社会问题之间的冲突，就直接体现为2009年开始兴起的“茶党”运动和2011年开始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对立。无论茶党还是占领华尔街运动都宣称“与草根阶层站到一起”，两场运动的对立势必进一步加剧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之间的分裂，最终体现为美国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分裂和对立的加剧，美国民主政治体制的公民整合度下降，美国政治极化的趋势日趋明显，这就给美国政府的政治正当性提出了新的挑战。(注：周琪、王欢：《值得关注的美国政治“极化”趋势》，载《当代世界》2011年第4期，第25~26页;James A. Dorn, “The Scope of Government in a Free Society,” Cato Journal, Vol. 32, No. 3 (Fall 2012), p.638;周琪、沈鹏：《“占领华尔街”运动再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9期，第73~92页。)

　　当代西方世界，民主性已经成为政治正当性的试金石，(注：托克维尔在其著名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认为，美国的例外之处在于美国没有贵族统治。但是，沙姆斯·可汗认为托克维尔对美国的形容已经不适合美国，不仅某种形式的贵族统治已经明显存在于今天的美国，在过去不同历史阶段，也曾经出现过不同形式的贵族统治。并且，当前美国社会形成的“新精英阶层”，这个阶层具有种族包容性，但是在财富和政治精英联合起来以后，共同控制各种社会资源，并且排斥其他人进入这一特权阶层。Pauline Peretz, “The Making of an American Aristocracy. An Interview with Shamus Khan,” Books & Ideas, 4 May 2011. ISSN : 2114-074X. URL: http://www.booksandideas.net/The-Making-of-an-American.html.)而自由主义是美国的建国之本。资本主义发展史已经多次证明，自由市场机制会导致贫富悬殊的加大、不受控制的市场力量对社会具有破坏性，并且自由市场经济的可持续性有赖于具有基本正当性和公平性的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为了确保这种可持续性，美国政府应当在美国宪政框架内，提供一个有利于社会融合和社会团结的安全网或者安全机制。(注：M. Bordo and H. James, “The Economic Challenge,” Paper prepared for the conference on “The Economic Challenge: Fisc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ustainability,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Common Good,” December 5~6, 2011,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sponsored by the Witherspoon Institute, p.5.)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应当对市场进行适当干预、对社会进行一定程度上的保护、维持基本公平的社会秩序，以最终实现对自由市场的保护、实现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的共赢。但是，是否应当干预和如何进行干预，应当植根于美国社会对政府干预行为的政策倾向性。

　　美国社会政策的基础在于：工作年龄阶段的个人，其主要收入来源应当是其从市场中获得的劳动报酬(或资本收益);社会政策的目标在于救助“值得救助的”低收入者，而不是纯粹的给予救济。但是，美国产业向空心化发展、美国经济部门无法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美国普通民众缺乏充分的机会使其得以通过努力工作达到自我实现，深受清教徒思想影响的美国式社会契约伦理，亦即通过辛勤工作就人人获得成功的美国精神，其现实基础正在经受严峻考验。(注：Anne Daguerre, “US Social Policy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Difficulties of Comprehensive Social Reform,”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Vol.45, No.4 (August 2011), pp.389~407.)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恶化，工作收入、特别是普通民众的劳动报酬，已经不再能够为工作的个人及其家庭提供抵御社会风险的足够保护。在这种缺乏充足的就业机会和劳动收入不合理的情况下，美国社会要求缓解日益突出的社会不平等问题。

　　然而，对于应当采用何种方式促进社会平等，是否主要依赖再分配机制促进社会平等，美国社会对此存在意见分歧。从美国社会政策的历史来看，金融危机、经济衰退和社会政策发展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目前，美国面临经济大衰退，对美国的社会政策走向，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社会不关注结果平等，但关注机会平等，市场机制是强调平等基础上的契约经济，所以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不会导致美国政府社会政策的根本性变化，(注：支持该观点的人数众多，例如 Lawrence Mead, “The great passivity,”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2, No. 4 ( 2004), pp.671~75和Alberto Alesina, Rafael Di Tella and Robert MacCulloch, “Inequality and Happiness: Are Europeans and Americans Different? ”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8 (2004), pp.2009~2042等。)该种观点占据美国舆论界的主导地位;另一种观点认为，不平等的加剧会导致对政府的收入再分配机制的需求上升，或者说社会支出的增长有利于经济复苏等。(注：Jacob S. Hacker, “Privatizing Risk without Privatizing the Welfare State: The Hidden Politics of Social Policy Retrench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8, No. 2 (May 2004), pp.243~260; Daniel Y. Kono, “Insuring Free Trade: Unemployment Insurance and Trade Policy,” Business and Politics, Vol. 13, Iss. 3 (2011), Article 3.)

　　另有调查研究表明，对于如何解决恶化的社会不平等性，美国民众的意见不确定、也缺乏对此的充分了解，因而，随着不同意识形态的媒体、政客和学者等的辩论，其政策选择趋向也处于不断摇摆之中。该调查发现，美国民众更倾向于扩大教育支出以解决不平等问题，也就是说，美国民众依旧认为机会平等比收入再分配机制(结果平等)更适合美国。(注：Leslie McCall & Lane Kenworthy, “Americans’ Social Policy Preferences in the Era of Rising Inequality,”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No.3 (September 2009), pp.459~484.)

　　所以，面对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缺乏经济安全感，美国人尽管在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对资本霸权以及资本与政治的利益结合体对公共空间的侵蚀提出了抗议，但并不会从根本上否定其长期凝聚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其政治主流无论左右本质上信奉的是同一套价值体系。(注：王缉思：《美国政治变革与这场金融危机》，载《国际经济评论》2009年第3期，第11~12页。)为了维护其政治正当性，美国政府的当务之急应当是将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相结合，一方面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保护与促进机会平等。这些政策的合理制定、顺利通过和有效实施等，都有赖于政治国家具有强大的能力。

　　但是，最富有的10%的美国人掌握了美国经济超过50%的财富，财富被高度集中在相对少数人群。(注：Edward N. Wolff, “Recent Trends in Household Wealth in the United States: Rising Debt and the Middle-Class Squeeze-an Update to 2007,”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Wealth, March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levyinstitute.org/files/download.php?file=wp_589.pdf&pubid=1235.)这些掌握巨大财富的少数人群通过其掌控的资本在全球进行广泛投资和自由流动，垄断资本的全球化使其获取越来越大的利润，由其所组成的全球资本网络已经突破了美国作为政治国家的掌控范畴，正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和限制着美国政府的经济调控能力。

　　经济全球化使主权政治国家之间的较量进一步复杂化：廉价的进口产品有利于稳定美国国内市场价格，增加了普通美国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为了增加本国就业机会，美国商务部计划不断扩大对外出口，美国未来必将继续与其他经济体加强经贸领域的合作。但是，美国国内劳动力市场客观上仍在受到国际劳动力市场特别是新兴国家的冲击。

　　同时，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随着资本自由度的上升和盈利性的增强，包括美国在内的主权政治国家能力已经被资本的力量所局限。主权政治国家的诸多基本制度难于有效地发挥其原有作用，甚至被迫产生转型。(注：Saskia Sassen, Losing Control?: Sovereignty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xi~xii.)也就是说，政府的基本治理行为和现代国家的责任机制已经被重构，当下全球社会经济秩序更多体现为全球性资本主义和现代国家制度之间的较量。

　　美国国内政治机制受资本力量和自身制度设计的掣肘难于推动全面的改革以实现对机会平等的保护，使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二者事实上形成了冲突。这种改革所面临的困难主要体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美国社会已经变成一个极度不平等的社会，社会机会基本成为寡头政治的特权。特别是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取消《联邦竞选财务法》，(注：2010年1月21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做出重大判决，以5票赞成、4票反对，取消已实行63年的竞选财务法，即解除对企业和工会在美国政治竞选中提供资金的限制，对公司和工会在初选前30天或大选前60天禁止播放竞选广告的禁令，也同时取消。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Appeal from 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No. 08~205. Argued March 24, 2009—Reargued September 9, 2009—Decided January 21, 2010.)被批评为使美国政治陷入困境之中，不可靠和无法追溯来源的政治捐金将控制美国的选举，(注：Garrett Epps, “Money Changes Everything,” American Prospect, Vol. 23 Issue 4 (May 1, 2012), pp.32~37.)美国社会和政治的现实表明，政治和经济寡头们对政策制定者的实际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过中产阶级，美国的各政治机构对商业利益和富人利益的回应性也远高于对普通民众利益主张的回应性，(注：J.A.Winters & B.I.Page, “Oligarchy in the United States? ”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No.7 (2009), pp.731~751.)这使得美国政府缺乏足够动力进行改革以推动机会平等。

　　其次，美国复杂的立法和司法程序对总统权限有着各种限制，并且，美国政治极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注：周琪、王欢：《值得关注的美国政治“极化”趋势》，载《当代世界》2011年第4期，第24~27页。)如福山所批评的，否决政治制度使美国政治易于陷入瘫痪。(注：Francis Fukuyama, “American Political Dysfunction,” The American Interest, Vol.7, No. 2 (November/December 2011), pp.125~127.)这种制度性限制和政治极化使美国政府为促进机会平等的各种改革努力面临各种阻力。例如，全民医疗保险制度的制定与通过历程、2012年联邦最高法院对医疗保险的裁决等充分说明美国保守派政治人物和部分美国民众对社会福利制度的排斥。(注：2012年6月28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医疗保险改革大部分条款合乎宪法，最具争议的奥巴马医疗保险改革法案的核心条款——联邦政府有权强制个人购买医疗保险，未投保者将被罚款——被裁定没有违宪，得以保留。)实际上，自2008年当选总统以来，为了实现自己的内政改革目标，奥巴马一直处于谈判、妥协和政策调整的艰难过程之中。(注：Theda Skocpol & Lawrence R. Jacobs, Reaching for a New Deal: Ambitious Governance, Economic Meltdown, and Polarized Politics in Obama’s First Two Year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11).)

　　最后，美国现行福利制度的碎片化、隐匿性和边缘化，使得推动社会政策改革举步维艰，也使得福利制度本身对促进机会平等的作用有限。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不是普惠的、统一的和一致的。联邦政府和各州甚至各地政府的不同社会福利制度之间存在重合、缺乏统一的制度设计，而这种多重性进一步增加了美国社会政策的复杂性。此外，大量的社会福利支出以减免税的形式出现，不像社会保障等直接社会支出那样易于让受益者感知。因此，美国社会政策被批评为“损害了政策受益者对其的支持度”。(注：Suzanne Mettler, “Reconstituting the Submerged State: The Challenge of Social Policy Reform in the Obama Era,”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8, No.3 (2010), p.809.)

　　结　语

　　资本倾向于管理经济危机，而不是解决经济危机。将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等同于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近30多年来，这种新自由主义思想的长期垄断导致美国公共伦理精神的缺失。目前美国所面临的危机，严格意义上不是单纯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是政治国家能力被资本权力所限制、社会力量对资本霸权进行抵制而形成的多重挑战。这种多元危机之下，随着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不平等性的加剧和社会流动性下降，美国社会分裂的趋势日趋明显。资本主义全球化特别是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由于受到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掣肘，美国政府迄今仍未有效解决上述种种社会矛盾，其政治极化的社会基础因而可能日益固化。尽管目前为止的各种社会冲突和社会运动并未对美国民主政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提出根本性质疑，但是如果失业、社会不平等与社会流动性下降等社会问题迟迟难于得到解决，如果政治权力与资本权力的结合使大众社会利益长期遭受剥夺或损害，最终将对美国政府的政治正当性构成挑战。

　　(注：本论文为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助项目“社会保护机制与政治体制互动关系研究：以中美法为例”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来源时间：2015/2/22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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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恐吓，is疑伪造集体斩首埃及基督徒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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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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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浙江法治在线来源：腾讯微博

is上周发布一段令人生寒的视频，21名埃及基督徒被押往海边集体斩首。但美国福克斯新闻称，视频有很多不合常理之处：背景、血染海水像特效，刽子手身高超2米，比例有问题。反恐专家怀疑is是用了类似好莱坞的绿屏技术，将不同地点暴行拼到了一起。

来源时间：2015/2/22 发布时间：2015/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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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征：美国民众对中国崛起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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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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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袁征来源：《美国研究》2013年第4期

　　内容提要:本文对美国多家机构的民调结果进行了纵向和横向比较，考察了美国民众对于中国崛起的认知及其成因。多项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的崛起有了更多的认知。尽管美国人对于中国的总体印象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但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持有或认同“中国威胁论”的看法。不过，在如何处理中美关系的问题上，美国民众的观点明显出现了分化。尽管要求对华强硬的声音一直存在，但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强有力的中美关系是重要的，并期望两国在关键的政策领域进行更多的合作。美国人的“中国观”是由多种复杂因素交互影响下逐步积淀而成。中国要提高自己的“软实力”，改善中国在美国社会的形象，也将是一项漫长的综合工程。

　　关键词：美国外交中美关系民意调查公众舆论中国崛起

　　随着中美交往的不断深入，两国民众的相互了解也有所加深，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两国政府的政策取向。当今美国人如何看待正在崛起的中国?对于中国的印象如何?他们主张如何处理对华关系?围绕这些问题，本文将依据美国相关机构近年来的民调结果(注：美国的民意调查相对而言比较规范，但受访民众同样会受到问题设计的语境、客观环境、个人情感、政治立场等多种因素的交叉影响，而民调公司数据分析的侧重点也会有所差异，从而有可能产生偏狭的结论。为了尽可能揭示客观事实，减少偏差，本文采用了多家著名民调机构的调查结果进行比对分析。)做出论述，进行纵向和横向对比，并试图解释其背后的原因。

　　一　美国人对中国崛起的认知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9.8%的速度快速增长。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日本，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尽管中美之间的差距还相当明显，但这种差距正在日益缩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都预测，按照购买力平价汇率计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16年超过美国。中国的经济影响力不断增强，已逐步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而多项民意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已感受到中国在逐渐崛起。

　　在2006年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的一项调查中，当被要求以10分制来给主要国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进行打分时，受访民众给中国的平均分是6.4，落后于美国(8.5)、英国(6.7)和日本(6.4)。(注：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ise of China and India Results of a 2006 Multination Survey of Public Opinion (Chicago: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2006), p.83, Appendix A. 2006年的民意调查中还要求被采访者给相关国家“10年后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打分，结果美国得到了8.5的平均得分，名列第一，中国以6.8分位居第二，日本6.6分、英国6.4分、欧盟6.1分，分列第三到第五位。) 而时隔两年之后，在该委员会2008年7月的调查当中，尽管美国的影响力依旧高居榜首(9.5分)，但是中国的得分上升到了7.9，超过了欧盟(7.8分)、英国(7.8分)、日本(7.5分)和俄罗斯(7.1分)。(注：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Global Views 2008 U.S. Public Top Line Report, July, 2008, p.52, available at: http://www.thechicagocouncil.org/UserFiles/File/POS_Topline%20Reports/POS%202008/2008%20Public%20Opinion_US%20Topline.pdf. ) 这表明，多数美国人已将中国视为当今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最富影响力的国家。在被问及相关国家对美国的重要程度时，52%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十分重要”，仅次于英国(60%)和加拿大(53%)。(注：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Anxious Americans Seek a New Direction in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Results of a 2008 Survey of Public Opinion (Chicago: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2009), p.23.) 2010年，该委员会的调查显示，中国的影响力为7.5分，美国则为8.6分;而到了2020年，中国的影响力将上升至7.8分，而美国则降到8分。(注：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Constrained Internationalism: Adapting to New Realities, Results of a 2010 National Survey of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Chicago: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2010), p.12.) 2012年的民调显示，在美国民众眼中，当前中国的影响力为7.4分，美国则为8.5分;而到了2022年，中国的影响力将上升至7.8分，美国则降为8.1分。换句话说，在美国民众看来，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在上升，美国影响力的总体趋势则是下滑，10年以后中美的国际影响力大体旗鼓相当(见图1)。

　　图1　美国公众对相关国家或地区的国际影响力的认知

　　(注：10分为满分)

　　资料来源：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Foreign Policy in the New Millennium, Results of the 2012 Chicago Council Survey of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U.S. Foreign Policy (Chicago: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2012), p.10.2022年的数据取自于2012年的民调结果。

　　事实上，2010年的民调还显示，40%的受访者认为五年之内就有另外一个国家变得和美国一样强大，还有26%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将会被另外一个国家超越，而这个国家实际上主要暗指的就是中国。当被问所列出的国家中哪些国家对美国十分重要，则有54%的受访者认为是中国，比2008年增加了两个百分点，列第一位。(注：Constrained Internationalism: Adapting to New Realities, p.18.) 高达68%的美国人(注：这里指的是受访美国人的统计数据，以下同。)认为中国对于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而言非常重要，已经超越加拿大和英国。与2008年相比，持有这一看法的人数比例大幅增长了17%。(注：Constrained Internationalism: Adapting to New Realities, pp.50～51.)

　　中日是东亚地区最为重要的两个国家。近年来中国实力快速增长，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而日本经济多年来徘徊不前，政局不稳。中日之间形成的这种鲜明对比，也对美国公众的认知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美国民众心目中，相较于日本，中国对于美国的重要性不断提升。1998年，当首次被问及日本和中国哪个对美国更为重要时，只有28%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更为重要，而认为日本更重要的占到47%。2002年，认为日本或中国重要的比例同为43%。此后，认为中国更为重要的受访者比例一路走高。2012年的民调显示，高达7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更为重要，而只有27%的民众认为日本更为重要(见图2)。

　　图2　“就当今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而言，日本还是中国对于美国更为重要?”

　　资料来源：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Foreign Policy in the New Millennium, Results of the 2012 Chicago Council Survey of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U.S. Foreign Policy (Chicago: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2012), p.34.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民调结果得到了其他机构民调的印证。2011年2月盖洛普公司(Gallup)的民调显示，超过70%的受访民众认为中国对于美国而言是“生死攸关的重要”(vitally important)，另有22%的受访者认为“重要，但不是生死攸关的”(important，not vital)。相较而言，中国对于美国的重要性高居榜首。与2007年相比，认为中国的变化对于美国“生死攸关重要”的上升了12个百分点(见表1)。

　　表1　“您认为当前下列国家的变化对于美国而言的重要程度如何?”

　　(生死攸关的重要性，%)

　　国家

2007年2月（%）

2011年2月（%）

百分比变化情况

中国

58

70

12

朝鲜

64

59

-5

伊朗

65

57

-8

以色列

55

54

-1

伊拉克

70

52

-18

阿富汗

54

51

-3

墨西哥

42

50

8

巴基斯坦

47

48

1

埃及

–

45

–

加拿大

36

39

3

俄国

40

36

-4

印度

28

31

3

　　“-”表示2007年的民意调查并没有问及埃及。

　　资料来源：“China Tops List of Countries Vitally Important to U.S.; Egypt 9th ,” Gallup Poll, February 9,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gallup.com/poll/146039/China.

　　虽然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同样受到了全球金融风暴的冲击，尤其是对外出口一度遇到很大困难，但中国政府适时采取的多种举措依旧保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注：200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9.2%;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0.3%;2011年同比增长9.2%;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7.8%。) 与中国经济生机勃勃的景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经济全面复苏之路还漫长，失业率高居不下，民众的消费信心依旧低迷。(注：自2008年起，美国失业率逐步走高。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2009年10月，失业率一度高达10%。到2013年2月，失业率有所降低，但依旧保持在7.7%的高位。) 在这种情况下，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更使得美国民众在心理上形成了较大的落差。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和美国还相差不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更低，但不少美国民众在认知上有不小的误差，甚至认为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显然，美国人对于本国经济状况的担忧和对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关注，大幅提升了他们对中国的重要性的认知。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已经是当今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盖洛普公司近年来的民调结果似乎说明了这一点。2000年，65%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只有10%的受访者认为是中国(见图1)。到了2008年，40%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当今世界上第一经济强国，只有33%的美国人认为是美国，而10%的美国人认为是日本。(注：Lydia Saad, “U.S. Surpasses China in Forecast for Economic Powerhouse, Economic Confidence in United States Surges among Democrats,” February 16,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gallup.com/poll/114658/Surpasses-China-Forecast-Economic-Powerhouse.aspx. ) 2012年2月，盖洛普的民调显示，53%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当今世界第一经济强国，33%的人认为是美国，另外分别有7%和3%的人认为是日本或欧盟(见图3)。

　　图3　当今世界头号经济强国或国家组织

　　资料来源：“American Still View China as World’s Leading Economic Power, Expect China to Be Leading Power in the Future,” Gallup Poll, February 10,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gallup.com/poll/152600/Americans-View-China-World-Leading-Economic-Power.aspx.

　　如果纵向来看，认为中国是当今第一经济强国的受访者人数比例大幅上升，而认为美国是当今第一经济强国的比例则明显下滑。从2000年10%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当今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到2011年和2012年分别有52%和53%的美国人持有这种看法，也从一个层面彰显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取得的伟大成就给予美国人心灵上的震撼。当然，美国经济陷入低谷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形成的鲜明对比，也潜移默化地强化了普通美国人的看法。

　　2000年，55%的美国人对于美国在未来20年保持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地位感到有信心，只有少数人认为中国、日本和欧盟将会超越美国。然而，自2008年以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预测中国将会在未来20年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2000年，只有1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会在未来20年超越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但2008年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数比例上升至44%，2011年和2012年更是分别上升到47%和46%。这些民调数据充分表明了中国经济连续高速增长的势头给美国人带来的心理上的冲击力不容低估(见图4)。(注：耐人寻味的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5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当今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只有41%的老人群体认为中国是头号经济强国。而50岁以下的美国人则明显倾向认为中国是当今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同样，对于未来20年谁将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问题的民调结果，也显示了年龄越大，就有更多的受访者倾向认为20年后美国依旧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与此相对应，50岁以下的中青年人更多地倾向于认为中国将是20年后的世界头号经济强国。 )

　　图4　未来20年的世界头号经济强国

　　资料来源：Gallup Poll, available at: http://www.gallup.com/poll/1627/China.aspx.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006年和2008年的民调显示，那些认为中国经济有一天将增长至与美国一样规模的人数比例较此前有了大幅的增长。2008年，3/4的美国人(76%)持有这种观点，较2006年60%的人数比例有了明显的上升。超过2/3的美国人不认为50年后美国继续是世界上的头号强国，而另外一个国家(大概是中国)将和美国一样强大，或者超过美国。(注：Anxious Americans Seek a New Direction in United States, p.23.) 2010年和2012年，分别有75%和7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经济有一天将会增长至与美国一样的规模。(注：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Constrained Internationalism: Adapting to New Realities, p.30; Foreign Policy in the New Millennium, p.35.)

　　皮尤人物与新闻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 the Press，以下简称皮尤中心)的民调显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2008年2月的民调中，41%的普通民众认为美国是当今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到了2009年11月，这一人数比例下降到了27%。与此同时，认为中国是当今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比例则从30%上升至44%。(注：“U.S. Seen as Less Important, China as More Powerful,” December 3, 2009,available at: http://people-press.org/report/569/americas-place-in-the-world. ) 皮尤中心和史密森杂志(Smithsonian Magazine)2010年4月21日至26日联合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大约46%的美国人认为中国肯定或很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超级强国;而49%的人则持相反的观点。不过，多数美国人(53%)表示美国在2050年时的国际地位不如现在重要，只有40%的受访者表示那时美国的地位会更加重要。(注：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 the Press, “Public Sees a Future Full of Promise and Peril Life in 2050: Amazing Science, Familiar Threats,” overview, survey report, June 22, 2010,available at: http://people-press.org/reports/pdf/625.pdf.) 2011年3月18日至5月15日，皮尤研究中心的皮尤全球态度调查项目(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在全球23个国家进行了民意调查。和2009年的类似调查相比，认为中国将要或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超级大国的人数平均比例，从2009年的40%上升至2011年的47%;与此相对应，认为中国将不能取代美国的受访者的比例从2009年的44%下降至2011年的36%。这其中，认为中国将最终超越或已经超越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大超级大国的美国受访者比例从2009年的33%上升至2011年的46%，增加了13%。(注：Pew Research Center, “China See Overtaking U.S. as Global Superpower,” Overview, 23-Nation Pew Global Attitudes Survey, July 13, 2011, see also Andrew Kohut, “The World Says China Will Overtake Americ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14, 2011. )

　　而美国有线电视网(CNN)和舆论研究公司(Opinion Research Corporation)2010年11月的民调显示，46%的人认为中国“现在已是一个超级大国”，43%的人认为中国“有一天会成为超级大国”，只有8%的人认为中国“将永远不会成为一个超级大国”。(注：CNN/Opinion Research Corporation Poll, Nov. 11～14, 2010, available at: http://i2.cdn.turner.com/cnn/2010/images/11/17/rel16f.pdf. 1997年10月的同一民调显示，22%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已是一个超级大国”，而49%的人认为中国“将可望成为超级大国”，22%的人认为中国“永远不可能成为超级大国”。) 如果和1997年的民调对比，美国受访者中无论是认为中国已是超级大国还是认为中国即将成为超级大国的比例，都有了大幅提升。

　　2010年2月美国广播公司(ABC)和《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联合进行的民调同样印证了这一看法。这份2月2日至8日在全美范围内对1004名成年人进行的调查显示，就世界事务中的主导角色而言，38%的受访者认为21世纪将更可能是“美国世纪”(American Century)，而43%的人认为21世纪更可能是“中国世纪”。就世界经济中的主导角色而言，40%的受访者认为将可能是“美国世纪”，41%的受访者则认为将更可能是“中国世纪”。(注：ABC News/Washington Post Poll, Feb. 4～8,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pollingreport.com/china.htm. ) 这些数据表明，在美国经济陷入低谷、复苏遥遥无期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得到了美国民众的高度认知，同时对他们的心理也构成了冲击。

　　二　美国人对于中国的总体印象

　　回顾自中美建交以来的民调数据，人们不难发现美国人对于中国的总体印象还是比较平稳的。自中美建交以来，盖洛普公司多次进行类似的民意调查，美国人对于中国的总体印象除了中美建交、布什总统1989年访华时对中国抱有的好感度大幅提升外，普通美国人对华持有负面印象的人数比例大致在35%至45%之间徘徊。

　　如果将上述数据做成坐标图像，就更为直观(见图5)：

　　图5　自1979年9月以来美国人对于中国印象的变化走势

(注：2011年1月，美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联合进行的民调显示，42%的受访民众对中国有好感，而对中国没有好感的占到49%。参见：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srv/politics/polls/postpoll_01172011.html。)

　　资料来源：盖洛普民调数据，available at: http://www.gallup.com/poll/1627/China.aspx.

　　2012年2月，盖洛普与《中国日报》联合发布的民调显示，尽管美国人对于中美关系的认知相对积极一些，但对于中国的印象却出现明显分歧。42%的美国成年人表示对中国有好感，44%的人则表示对华没有好感。在舆论领袖中，49%的人表示对中国有好感，但40%的人持相反的看法。(注：“Americans, Opinion Leaders See U.S.-China Ties as Friendly,” Gallup and China Daily Poll, February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gallup.com/poll/152618/Americans-Opinion-Leaders-China-Ties-Friendly.aspx. )

　　美国人在对华态度上的复杂心态也能从美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的联合民调中反映出来。2011年1月的两家联合民调显示，42%的民众对于中国有好感，而49%的人表示没有好感(见表2)。这组民调表明，美国民众的对华态度会受到中美两国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影响而出现一定程度的起伏。

　　表2　“总体来说，你对中国有好的印象还是坏的印象?”

　　有好感

无好感

难以确定

1989年2月

69%

28%

3%

1989年4月

80%

17%

2%

1990年3月

39%

58%

3%

1998年6月

34%

52%

14%

2011年1月

42%

49%

9%

　　资料来源：ABC News/Washington Post Poll. Jan. 13～16, 2011. N=1,053 adults nationwide, available at: http://www.pollingreport.com/china.htm.

　　三　中国：盟友还是敌人?

　　中美是当今世界上的两个大国：一个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头羊，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国际体系中的“守成大国”，一个是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两国国情有很大差异，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也不尽相同，相互缺乏战略互信，但共同利益的需要又使得双方不得不重视发展同对方的关系。如何处理好相互间的关系，的确是摆在两国政府和人民面前的重大战略议题。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要致力于发展同中国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小布什刚刚上台时，一度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两国关系峰回路转，布什政府将中美关系的定位逐步调整为“建设性合作关系”，进而在2005年提出了“利益攸关方”的界定。2009年4月1日，中美两国元首确定了“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和全面的中美关系”的新定位。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访美期间，中美两国发表《中美联合声明》，一致决定“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推进两国共同利益、应对21世纪的机遇和挑战”。尽管如此，从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上来看，美国官方实际上还是将美中关系界定为“非敌非友”的关系，对中国合作与防范并存。(注：通常来说，美国对国家实力、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现实利益等因素做出综合评估后，将世界上的主要力量按照亲疏程度划分为朋友、盟友、伙伴、竞争对手、潜在敌手和敌人六大类。依据这一划分，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定位中的地位始终在“伙伴-竞争对手-潜在敌手”三者之间来回摆动。而这种变换，则主要取决于美国的战略需要、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全球战略格局的态势。)

　　那么，在普通美国人的眼中，中国是美国的盟友还是敌人?

　　盖洛普公司自2001年2月小布什就任美国总统之初就美国的“最大敌人”问题进行民调，至2012年2月进行了数次。2001年小布什上台之初，他对华的不友好的言论也传染给了美国的普通民众，14%的受访者认定中国是美国的“头号敌人”。当年9月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之后，中美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多个层面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磋商与合作，双边关系日渐平稳，因此认定中国为美国“头号敌人”的美国人的比例有所下降。但2008年后随着美国遭受次贷危机和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这种反差使得一些美国民众的心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美国国内“中国威胁论”的渲染又有所抬头。

　　2008年盖洛普公司的民调显示，有14%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美国的头号敌人，仅次于伊朗和伊拉克，列第三位。2011年，分别有25%、16%和16%的受访者认为伊朗、中国和朝鲜是“当今美国最大的敌人”。(注：Jeffrey M. Jones, “Americans Continue to Rate Iran as Greatest U.S. Enemy, North Korea, China Tie for Second; Mentions of Iraq Down Significantly,” Gallup Poll, February 18, 2011,available at: http://www.gallup.com/poll/146165/Americans-Continue-Rate-Iran-Greatest-Enemy.aspx. ) 2012年，盖洛普的民调显示，分别有32%、23%和10%的受访者认为伊朗、中国和朝鲜是“当今美国最大的敌人”，中国名列前三位之一。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敌人的受访者人数比例上升到自2001年以来的最高位(见图6)。

　　图6　对于美国“头号敌人”认知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Frank Newport, “Americans Still Rate Iran Top U.S. Enemy, China Is Second on the ‘Greatest Enemy’ List,” Gallup Poll, February 20,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gallup.com/poll/152786/Americans-Rate-Iran-Top-Enemy.aspx.

　　而2013年2月的最新民调结果从一个层面印证了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视中国的崛起为威胁。尽管分别有83%、83%和81%的受访者认为伊朗发展核武器、朝鲜发展核武器和国际恐怖主义在未来10年会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vital interests)构成“严重威胁”(critical threat)，但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经济力量的增强或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构成了“严重威胁”，另有39%的人认为中国经济力量的增强或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对美国构成了“重要但非严重的威胁”(important but not critical threat)。不仅如此，如果纵向来看，可以发现近年来美国公众越来越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见图7)。应当说，中国的高速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快速上升显然影响了美国民众的看法，他们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对美国的霸权地位产生冲击。

　　图7　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构成严重威胁的国际事务

　　资料来源：Jeffrey M. Jones, “In U.S., 83% Say North Korean Nukes Are a Critical Threat,” Gallup Poll, February 18,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gallup.com/poll/160541/say-north-korean-nukes-critical-threat.aspx.

　　2012年1月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伊朗、中国和朝鲜被视为美国的三大威胁。28%的受访者将伊朗视为美国最大的威胁，这一比例较前一年高出了16%。主要是伊朗核问题的紧张引起了美国普通民众的关注。不过，中国被视为仅次于伊朗的威胁。22%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美国的头号威胁，这一比例较2011年上升了2%。(注：Pew Research Center, “Public Priorities: Deficit Rising, Terrorism Slipping,” Released: January 23,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people-press.org/2012/01/23/public-priorities-deficit-rising-terrorism-slipping/?src=prc-headline. )

　　尽管美国人认为中国构成军事威胁的比例变化不大，但近年来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经济威胁的人数比例明显上升。2008年7月，美国有线新闻网和舆论研究公司联合进行的民调显示，51%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威胁，而49%的人则不这样认为;另有7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经济威胁，只有30%的人持否定意见。(注：CNN/Opinion Research Corporation Poll. July 27~29, 2008. N=1,041 adults nationwide. available at: http://www.pollingreport.com/china.htm. ) 而到了2010年11月，该民调显示，高达58%的人认为“中国的富足和经济力量对美国而言更多地是一种威胁”，而只有35%的受访者认为这对美国而言是一种“机遇”。(注：CNN/Opinion Research Corporation Poll, Nov. 11～14, 2010, available at: http://i2.cdn.turner.com/cnn/2010/images/11/17/rel16f.pdf. 1997年10月的该项民调显示，认为中国的富足和经济力量对于美国而言分别有43%和45%的受访者认为是威胁或机遇。 )

　　表3　“下列哪种描述最接近你对当今中国的看法?”

　　对手（adversary）

严重问题

不是问题

不确定/不回答

1997年9月

14

46

32

8

1999年3月

20

48

25

7

1999年6月

18

53

22

7

2000年3月

17

44

26

13

2001年5月

19

51

22

8

2002年2月

17

39

33

11

2004年7月

14

40

36

10

2005年10月

16

45

30

9

2008年9月

19

49

26

6

2009年11月

19

41

30

9

2011年1月

22

43

27

9

　　资料来源：The Pew Research Center, “Strengthen Ties with China, But Get Tough on Trade,” January 12, 2011, available at: http://people-press.org/reports/pdf/692.pdf.

　　其他机构的民调结果也印证了这一倾向。2011年1月，皮尤中心的民调显示，60%的受访者更为担心中国的经济力量，而27%的人表示更担心中国的军事力量，另有7%的受访者对两者都担心。受访者中，22%的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对手”，43%的人认为中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只有27%的人认为中国“不是问题”(见表3)。(注：2012年1月，皮尤中心对全美范围内748名受访者的调查显示，伊朗、中国和朝鲜被认为是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的三个国家。分别有28%、22%和8%的受访者认为伊朗、中国和朝鲜是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 2011年3月18日至5月15日，皮尤研究中心的皮尤全球态度项目(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的调查结果显示，高达79%的美国民众认为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对美国而言是“坏事”，只有11%的受访者认为是“好事”;37%的人认为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对美国而言是“好事”，而53%的人认为是“坏事”。(注：Pew Research Center, “China Seen Overtaking U.S. as Global Superpower,”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July 13,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pewglobal.org/2011/07/13/chapter-4-views-of-china/. )

　　美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2011年初联合进行的民调同样显示，47%的受访者表示中国是一个“友好国家”，33%的人表示中国是“不友好的国家”，还有11%的人表示中国是敌人。与1998年“考克斯报告”发布前后和2001年中美军机撞机事件之后的民调相比，对华印象有所改善。不过，高达61%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于美国人的就业和经济安全而言是“一种威胁”，只有29%的民众认为是“一种机遇”。这表明，在美国经济全面复苏之路漫漫、失业率高居不下的情况下，美国民众有一种焦虑和危机感(见表4)。

　　表4　“就与美国的总体关系来说，你认为中国是一个友好国家还是不友好的国家?如果不是友好的国家，你是否将中国视为美国的敌人，还是说仅仅是不友好?”

时间

友好

不友好

敌人

处于友好与

不友好之间

不能确定

2011年1月

47%

33%

11%

4%

5%

2001年4月

28%

37%

20%

8%

6%

1998年6月

39%

35%

12%

9%

5%

　　资料来源：ABC News/Washington Post Poll, Jan. 13～16, 2011, N=1053 adults nationwide, available at: http://www.pollingreport.com/china.htm.

　　根据2011年11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民调结果， 2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军事力量对美国的安全是主要威胁(major threat)，42%的人认为是“次要威胁”(minor threat)，有26%的受访者认为不是威胁。不过，高达61%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最近的“经济扩张”总体来讲“对美国经济是坏事”，只有15%的受访者认为对美国经济有益。(注：CBS News Poll, Nov. 6～10, 2011,N=1182 adults nationwide.)

　　如同上述多项民调显示的那样，“中国威胁论”在美国还颇有市场。中美之间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和各自在国际体系中所处地位的差异，使得双方对于外部世界的看法有着很大的不同。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国力的不断增强，从美国的精英阶层，到普通的民众，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危及美国的霸权地位，因此“中国威胁论”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于美国社会，并影响到美国的对华政策。

　　四　美国人看中美关系

　　自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不断深化，但也受到了诸如1995年李登辉访美、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和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的冲击。自奥巴马上台以来，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推进，中美关系也是跌宕起伏，台湾、西藏、南海、朝核、钓鱼岛争端和经贸摩擦等诸多问题困扰着双边关系，中美博弈的局面或隐或现。这种态势也反映在了民意调查的结果上。2011年1月皮尤中心的民调显示，只有16%的民众认为中美关系改善了，22%的受访者认为中美关系“恶化”了，另有55%的人认为中美关系没有什么变化(见表5)。

　　表5　对中美关系状态的印象

　　改善

维持原样

恶化

不确定/拒绝回答

%

2011/1/5～9

16

55

22

7

2004/7/8～18

18

58

13

11

2002/2

16

61

14

9

2001/5

6

48

40

6

2000/3

13

55

19

13

1999/6

7

50

35

8

1999/3

13

60

19

8

1995/8

16

53

22

9

　　资料来源：皮尤中心调查数据，available at: http://www.pollingreport.com/china.htm.

　　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拓展，发展对华关系十分重要已经成为美国民众的共识。皮尤中心的这项民调还显示，分别有58%和30%的受访者认为与中国建立更为强有力的关系“十分重要”或“有些重要”(somewhat important)，而认为不重要的只占到9%。不过，还分别有53%和32%的受访者表示在经贸问题上对华强硬“十分重要”或“有些重要”。(注：皮尤中心2011年1月民调数据，参见http://www.pollingreport.com/china.htm。)

　　2012年2月14日，在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美前夕，盖洛普公司与《中国日报》联合发布的民调报告显示，多数美国人和舆论领袖视中国为友好的国家或美国的盟友，大约1/4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不友好的国家或敌人(见表6)。(注：2012年12月，盖洛普公司对2007名美国成年人和250名舆论领袖进行了民调。舆论领袖包括美国政府官员、思想库领导人、媒体精英、商界管理层和大学教师。 )

　　表6　“您如何界定中国同美国的关系?你认为中国是……?”

　　美国成年人（%）

美国舆论领袖（%）

一个盟友

13%

6%

友好的国家，但不是盟友

63%

69%

不友好的国家

17%

19%

一个敌人

6%

4%

　　资料来源：“Americans, Opinion Leaders See U.S.-China Ties as Friendly,” China Daily and Gallup Poll, February 14,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gallup.com/poll/152618/Americans-Opinion-Leaders-China-Ties-Friendly.aspx。

　　尽管美国公众与舆论领袖总体上对于中国有一种复杂的心态，但绝大多数人认为强有力的中美关系是重要的。71%的美国成年人认为“强有力的中美关系”“有些重要”(somewhat important, 27%)和“十分重要”(very important, 44%)。而高达85%的舆论领袖持有这种观点，其中57%的人认为“十分重要”。超过60%的美国人希望中美在关键问题上进行更多的合作(见表7)。

　　表7　“请指出你是否希望中美在下列领域更多、大致相当或更少地进行合作?”

　　(美国成年人/舆论领袖)

经济和能源合作

文化教育和科技合作

政治和外交合作

更多一些

67% /78%

64% /68%

63% /77%

大致相同

18% /13%

25% /23%

24% /17%

更少一些

14% /8%

11% /8%

12% /5%

　　资料来源：“Americans, Opinion Leaders See U.S.-China Ties as Friendly,” China Daily and Gallup Poll, February 14, 2012.

　　这项民调还显示，分别有51%的美国成年人和60%的舆论领袖表示，中国日益增长的军力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是一种威胁。不过，许多美国人和舆论领袖认识到两国有许多共同利益和合作的机会，都表达了支持加强中美关系的主张。对于过去10年里中美关系的发展，大约35%的成年人和43%的舆论领袖表示双边关系获得了改善，但分别有28%和22%的受访者表示中美关系下滑了。另有大约1/3的人表示中美关系不进不退，维持原有的状态。(注：调查显示，分别有81%的美国成年人和88%的舆论领袖认为中美之间密切的关系对美国而言是好事，但与此同时，分别有61%的美国成年人和63%的舆论领袖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对美国而言是件坏事。参见Cynthia English,“American See Benefits of Close U.S.-China Relations,” Gallup and China Daily Poll, April 17,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gallup.com/poll/153911/Americans-Benefits-Close-China-Relations.aspx. )

　　尽管大多数美国人表示强有力的中美关系是重要的，但他们也认识到发展两国关系面临的主要障碍。这其中，分别有76%的美国成年人和78%的舆论领袖表示，两国间缺乏信任是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见表8)。

　　表8　美国人眼中发展强有力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

　　存在的问题

主要障碍

次要障碍

根本不是障碍

缺乏信任

76%

17%

5%

对于自然资源的需求

66%

22%

8%

不同的政治体制

59%

29%

8%

文化误解

48%

41%

9%

中国在亚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46%

36%

11%

　　资料来源：Cynthia English,“American See Benefits of Close U.S.-China Relations,” Gallup and China Daily Poll, April 17,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gallup.com/poll/153911/Americans-Benefits-Close-China-Relations.aspx。

　　中美经贸关系日益密切，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已成为稳定中美关系的重要基石。1979年两国建交时贸易额只有25亿美元。据美方统计，2011年，美国对华出口1038.7亿美元，从中国进口3993.3亿美元，贸易总额达到5032亿美元;2012年双边贸易额则达到了5362.3亿美元以上，创历史新高。而据中方统计，2011年中美贸易额达到4467亿美元;2012年双边贸易额为4846.8亿美元。(注：美国商务部和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统计数据。) 目前中美互为对方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是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根据美国财政部发布的统计数据，截至2012年底，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总计12028亿美元，是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注：蒋旭峰：《美国财政部：2012年底中国增持美国国债197亿美元》, 新华社华盛顿2013年2月15日电。参见http://www.gov.cn/jrzg/2013-02/16/content_2332462.htm。 )

　　对于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美国公众有着明确的认知。2012年2月，当被问及在多大程度上关注对华贸易关系时，高达51%的受访者表示非常关注，35%的人表示关注，两者合计高达86%，而表示“不太关注”和“一点也不关注”的受访者只占到14%。(注：Gallup Poll, available at: http://www.gallup.com/poll/1627/China.aspx.)

　　然而，随着两国往来的增多，经济摩擦也有所上升。特别是在全球遭受金融危机重创的大背景下，中美两国经济景气状况出现明显分化，美国普通民众的担忧也在与日俱增。

　　早在2008年7月，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民调就显示，67%的美国人表示中国推行“不公平贸易”，这一数字较2006年的民调结果大幅上升了9个百分点。中国是美国六大贸易伙伴中唯一被视为“不公平贸易者”的。(注：Anxious Americans Seek a New Direction in United States, p.24.) 该委员会2010年的民调再次显示，63%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推行“不正当贸易”。在这些人当中，又有61%的人认为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目标。与此相对应，71%的受访者表示多少有些关注中国压低人民币汇率提升出口竞争力的做法，而23%的人则表示“十分关注”。56%的民众不主张美国同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注：Constrained Internationalism: Adapting to New Realities, pp.30～31.) 2010年，只有8%的受访者对中国经济规模赶上美国持有正面的态度，而50%的民众则认为好坏参半，但有38%的人认为中国经济赶超美国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Mostly Negative)。(注：Constrained Internationalism: Adapting to New Realities, p.30.) 2012年的民调结果再次表明，只有9%的受访者对于中国经济规模赶上美国持有正面的态度，而49%的民众认为好坏参半，但认为主要是负面影响的占到了40%。(注：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Foreign Policy in the New Millennium, p.34.)与此相对应，认为中国对美国推行“不公平贸易”政策的受访者比例近年来有了明显上升(见表9)。

　　表9　“总体来看，你认为下列国家(中国)是否对美国推行公平或不公平贸易政策?”

　　　　　　贸易

　　时间　　　　

推行公平贸易

　　（%）

推行不公平贸易

　　（%）

不能确定/拒绝回答

　　（%）

2002

32

53

15

2004

36

51

13

2006

31

58

12

2008

26

67

7

2010

29

63

8

2012

29

67

4

　　资料来源：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Global Views 2012, U.S. Public Topline Report, July 27, 2012, p.38, available at: http://www.thechicagocouncil.org/UserFiles/File/POS_Topline%20Reports/CCS2012/2012Topline.pdf.

　　其他机构的民调似乎也印证了这一倾向。2009年皮尤中心的民调显示：55%的美国人认同中国在对美贸易中“使用不公平的方式占据了优势”。(注：The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 the Press, “Trends in Political Values and Core Attitudes: 1987～2009 Independents Take Center Stage In Obama Era,” p.61, Released on Thursday, May 21, 2009,available at: http://people-press.org/reports/pdf/517.pdf.) 2009年11月美国有线电视网和舆论研究公司联合进行的民调显示，高达67%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美国公司而言构成了“不正当竞争”，只有27%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美国公司的巨大潜力市场。(注：CNN/Opinion Research Corporation Poll. Nov. 13～15,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pollingreport.com/china.htm. ) 2011年1月皮尤中心的民调显示，6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力量对美国构成更大的威胁，而27%的民众认为是军事力量构成更大的威胁。尽管高达58%的民众认为构建强有力的对华关系“十分重要”，但53%的受访者也认为在经贸问题上对华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十分重要”(见表10)。

　　表10　 “对华政策：在贸易问题上强硬，但也要加强中美关系”

　　十分重要

有些重要

不太重要

构建强有力的对华关系

58%

30%

9%

在经贸问题上对华更加强硬

53%

32%

11%

进一步推进中国的人权

40%

32%

22%

进一步推动中国的环境政策与实践

39%

33%

23%

　　资料来源：“Strengthen Ties with China, But Get Tough on Trade,” Pew Research Center, Jan.5～9, 2011, available at: http://pewresearch.org/pubs/1855/china-poll-americans-want-closer-ties-but-tougher-trade-policy.

　　总而言之，在经济不佳、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大背景下，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潮抬头。而美国政客和媒体炒作人民币汇率问题，使得普通民众对于中国的贸易政策持有负面印象。这也是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的美国国内政治背景。

　　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中国已逐渐成为亚洲地区富有影响力的国家。与此相对应，中国被视为美国更为主要的经济和战略竞争者(competitor)。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了这一点。2008年的民调显示，高达70%的美国人担忧中国会对美国构成军事威胁。这其中，25%的受访者表示“非常担忧”，还有46%的人则是“有些担忧”。不少美国人还主张利用日本来平衡中国在亚洲地区影响力的上升。54%的美国人主张美日联手来限制中国的崛起。(注：Christopher B. Whitney and David Shambaugh, Soft Power in Asia: Results of a 2008 Multinational Survey of Public Opinion(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2009), pp.24~25.“十分担忧”和“有些担忧”的比例之和应当是70%，只是由于最初的四舍五入而造成这种结果。)为达到此目的，高达66%的受访者认同如下观点：鉴于中国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和来自朝鲜的“威胁”，日本应当更为自由地使用其自身的军事力量。为了使得日本能够“更加有效地帮助美国处理地区不稳定局势或者世界范围内的潜在冲突”，57%的美国民众支持日本修宪。这一比例甚至远远超出了日本人支持修宪的人数比例(23%)。(注：Anxious Americans Seek a New Direction in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pp.28～29.) 到了2010年，为了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更多的美国人(58%)主张加强同亚洲盟友如日本和韩国的同盟关系来制衡中国，只有31%的受访者主张侧重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在“天安舰事件”引发朝鲜半岛局势紧张的大背景下，55%的受访者主张美韩应当联手限制中国的崛起，而只有38%的人反对这样做。(注：Constrained Internationalism: Adapting to New Realities, pp.51～52.1994年和1998年的两次民调中，都有57%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

　　不过，美国民众似乎并不支持积极推进限制中国崛起的努力。根据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006年的民调显示，65%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当采取友好合作与对华接触的政策来应对中国的崛起。(注：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ise of China and India, p.37. ) 2008年，64%的受访者主张采取这一对华政策，这一比例和两年前相比几乎没有改变。(注：Anxious Americans Seek a New Direction in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pp.24~25.) 2010年的调查结果显示，高达68%的受访者表示美国应当对华采取合作与接触的政策，而只有28%的人主张美国应当积极采取行动来限制中国力量的增强，这一比例相较于2008年降低了5个百分点。(注：Anxious Americans Seek a New Direction in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p.24, see also Constrained Internationalism: Adapting to New Realities, p.17.) 2012年，69%的受访民众主张美国应当对华采取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政策(见图8)。

　　图8　美国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

　　资料来源：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Foreign Policy in the New Millennium, Results of the 2012 Chicago Council Survey of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U.S. Foreign Policy, p.36.

　　五　影响美国人看中国的主要因素

　　通过对于近年来美国多家民调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以下特点：

　　首先，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的崛起有了更多的认知。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意识到中国国际影响力在上升，意识到中国对于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在金融危机来袭、美国经济陷入低谷的大背景下，超过半数的美国民众甚至产生了错觉，认为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当今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其次，随着对中国崛起的认知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持有或认同“中国威胁论”的看法。近年来的民调数据显示，美国人对于中国的戒心和不信任度在上升，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认为中国是美国的“头号敌人”或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构成了威胁。在美国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近年来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经济威胁的人数比例明显上升，主张在对华贸易政策上要更加强硬。

　　第三，在对华舆论上，美国公众并非“铁板一块”。尽管都认知到中国的崛起，但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年长者和青年人的看法有着微妙的差异。2013年2月，盖洛普公司发布的民调显示，多数共和党人(55%)和独立人士(57%)认为中国是当今世界的头号经济强国，而只有44%的民主党人持有这种观点。自2000年以来，共和党受访者中认为美国是当今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人数比例持续下降，从2000年的69%下降至2013年的29%;而民主党人的自信心近年来有所增强，认为美国是当今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受访者比例自2008年的26%上升至2013年的42%。(注：Jeffrey M. Jones, “In U.S., Majority Still Names China as Top Economic Power,” February 26,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gallup.com/poll/160724/majority-names-china-top-economic-power.aspx. ) 相较于民主党人，共和党人更担心中国力量的日益增强，对中国的崛起更多地持有负面的态度。2012年芝加哥全球委员会的调查显示，51%的共和党人和53%的独立人士将中国视为一个对手(rival)，而54%的民主党人将中国视为伙伴(partner)。(注：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Foreign Policy in the New Millennium, Results of the 2012 Chicago Council Survey of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U.S. Foreign Policy, p.48.) 2013年2月，盖洛普的调查同样显示，高达62%的共和党人认为中国经济力量的增强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构成严重威胁(ctitical threats)”，而只有49%的独立人士和48%的民主党人持有这种看法;59%的共和党人认为中国军事力量是威胁，而51%的独立人士和45%的民主党人持有这种观点。除了党派因素外，不同年龄段的美国民众的对华认知也存有差异。50岁以下的受访者中接近2/3的民众认为中国是当今世界头号经济强国，而65岁以上的受访者中只有39%的人持有这种看法。与此相对应，65岁年龄段中有52%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当今世界头号强国。(注：Jeffrey M. Jones, “In U.S., Majority Still Names China as Top Economic Power,” February 26, 2013.) 同样，在中国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是否是威胁的问题上，34岁以下的成年人认为中国对美国至关重要利益构成严重威胁的人数比例相对较低，而更多35岁以上的受访者持有这种看法。(注：Jeffrey M. Jones, “In U.S., 83% Say North Korean Nukes Are a Critical Threat,” February 18,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gallup.com/poll/160541/say-north-korean-nukes-critical-threat.aspx. )

　　第四，美国对华公众舆论会出现波动和变化，甚至出现一种自相矛盾的复杂状态。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意识到中国的崛起，表示不能信任中国，认为中国是一个“竞争者”，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对美国国家利益的严重威胁;另一方面，在如何处理中美关系的问题上，美国民众明显出现了分化。不仅如此，美国公众和精英阶层在对华关系上的看法和侧重点也有差异。(注：Pew Research Center, “U.S. Public, Experts Differ on China Policies, Public Deeply Concerned about China’s Economic Power,” September 18,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pewglobal.org/2012/09/18/u-s-public-experts-differ-on-china-policies/. ) 尽管要求对华强硬的声音一直存在，但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强有力的中美关系是重要的，并期望两国在关键的政策领域进行更多的合作。无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大多数民众表示美国应当对华推进一种友好接触与合作的政策，而不是积极地去限制中国力量的增强。(注：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Foreign Policy in the New Millennium, Results of the 2012 Chicago Council Survey of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U.S. Foreign Policy, p.48.) 皮尤中心2011年3月的调查显示，53%的美国人表示加强同中国的关系更为重要，而40%的受访者则赞同在经济政策上对华采取强硬立场;到了2012年10月，受到美国大选的影响，49%的受访者强调要对华采取强硬政策，而42%的人则表示加强对华关系更为重要。(注：Pew Research Center, “U.S.-China Relations: Key Data Points from Pew Research,” available at: http://www.pewresearch.org/2013/02/07/u-s-china-relations-key-data-points-from-pew-research/. )

　　总体而言，美国民众的“中国观”有着明显的偏狭性，对中国缺乏全面而客观的认知。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首先，在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崛起的同时，美国人对于外部世界的关注度非常有限，对于中国的情况缺乏深入的了解。通常来讲，普通美国人更为关注那些直接涉及自身利益的事务，诸如经济、就业、个人收入、社会保障、教育等问题，而对于国际事务则关注度不够。这在和平时期尤其明显。即使在特定条件下，如国际上出现关系美国安全的重大事件，普通美国人的关注会大幅提升，但这种时段也是短暂的。这种状况也与美国人对于自身实力和本国政府的看法有关。自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虽也遭遇过挑战甚至是挫折，但美国本土并无战火燃起。长此以往，多数美国人更多地关注内忧而非外患。不仅如此，许多美国人认为外交事务就应当是由政府来处理的。在他们眼中，政府花了纳税人的钱，就理所应当地担当起保卫美国国家安全的责任，维护国家安全不需要普通人来操心。相较于中国民众对于世界事务的关注和认知，美国民众对于外部世界的关注和了解程度都是很不够的。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制度和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及面临的巨大挑战都缺乏一种全面而客观的认识。自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的加速发展，特别是中美相互依赖关系的日益加深，使得美国民众对于中国及对华关系的关注明显提升，但是他们看待中国的一个重要视角是更多地从自身的日常生活感受为基本出发点。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得看待问题的视角发生偏移，侧重点也有可能发生偏斜。而在特定的环境下，这种感性而非全面、理性的认知就会容易受到政客或利益集团的诱导而产生非理性的看法。比如，一些美国民众会将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和工作机会的丢失归结于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问题，归结于所谓的中国“不公平贸易手段”。

　　其次，美国的政治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美国人的看法。在特定的社会里，人们看待问题会有一定的模式和价值规范，在特定的问题上达成一定的共识。除了具有一定的独立思想之外，人们还有基本的价值取向，乃至根深蒂固的成见。李普曼的描述颇为经典，他写道：“我们对事实的认识取决于我们所处的地位和我们的观察习惯”;“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置身于庞杂喧闹的外部世界，我们一眼就能认出早已为我们定义好的自己的文化，而我们也倾向于按照我们的文化所给定的、我们所熟悉的方式去理解。”(注：〔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第66页、第67页。)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特定的价值观念和信仰成为凝聚美国社会至关重要的“粘合剂”。作为美国社会中的一员，美国民众生活在特定的环境，自小受到一些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氛围的影响。深深扎根于美国社会之中的价值观念、信仰和美国人的自我认识时刻影响着美国普通大众的价值判断。自由主义理念、“美国例外论”的自我优越感和与此相对应的使命感使得美国民众倾向于用美国的价值观念和标准来衡量其他国家的人权状况和民主程度。而经过20世纪冷战所强化的反共理念及冷战后兴起的“民主和平论”，更使得美国人用一种十分矛盾的心态来看待中国的崛起。实际上，美国人对于中国有一种颇为复杂甚至是矛盾的情感：一方面，长期以来美国人就一直在试图改造中国，而20世纪上半叶中美曾互为盟友的经历更强化了美国人的对华特殊情感;另一方面，当代中美两国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都有很大差异，而美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偏见也不时影响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认知，他们对于中国力量的日益增强抱有很大的戒心。而根深蒂固的自我优越感更是使得美国民众难以用平和的心态来面对中国的崛起。奥巴马“不接受美国成为世界第二”的誓言在很大程度上反应了美国民众的心愿，也表明了美国内心深处的一种忧虑。(注：“Remark by the President in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January 27,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remarks-president-state-union-address/. ) 可以说，美国国内上上下下要接受中国日益崛起的现实还需要有一个心理适应过程。

　　第三，美国公众对于中国的看法和态度与中美双边关系的状态密切相关，两国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的情感判断。新中国建立后，中美在冷战的大背景下相互对抗。在“谁丢失了中国”的指责声中，大多数美国民众将新中国视为美国的敌人。到了1970年代，随着尼克松访华，中美实现和解，普通美国人对于中国的看法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总体来说，中美建交之后，美国公众对于中国的看法相对比较平稳，并无根本的差别，但也时不时受到中美关系中一些事件的影响，出现一定的波动。比如1989年的政治风波、1995年台海危机、1999年“考克斯报告”出台和中国使馆被炸及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都使得美国公众的对华看法出现了一定的波动，而如前所述卡特政府宣布与中国建交、布什总统访华等则使得美国人对华的好感度有大幅提高。不过，这种波动是暂时性的，难以持久。近年来，中美关系总体稳定，但双方摩擦不断。一方面是中国力量日益增强，国际影响力明显提升，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另一方面，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加强对华防范的举措，中美相互博弈和竞争的势头也趋于明显。中美关系的状态会影响美国民众的对华认知，反过来又会影响或牵制中美关系的发展，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

　　第四，国际环境的变迁也影响到美国人看待中国的态度。1930、1940年代和1970、1980年代是美国民众对中国印象最好的两个时期。而这两个时期的共同特点是，中美两国都面临着共同的敌人(分别为日本和苏联)，并结成了某种形式的战略合作关系。两国的战略合作客观上有利于美国民众形成积极的中国观。反之，当此战略基础消逝的时候，往往也会影响到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冷战结束后，一度失去战略基础的中美关系跌宕起伏，发展极不平稳。当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之后，美国面临新的非传统威胁。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美国在很多方面离不开中国的合作。在美国遭受金融危机冲击、经济陷入低谷之时，中国的合作就显得更为重要。然而，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美国经济的低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心中的失落和危机感更为明显，一些人甚至将心中的不满转移到对华关系上，认为中国采取了不正当的贸易手段。这是近年来中美经贸摩擦不断的一个背景。应当说，面对中国的日益崛起，美国民众的心境实际上颇为复杂。

　　第五，普通美国人对于中国的认知和看法很大程度上还受到新闻媒体和精英舆论的影响。如前所述，美国人对于外部世界的关注度非常有限，信息来源和知识积累常有缺陷，因此他们的注意力往往被媒体所设定的议题所左右，其看法也容易受到新闻媒体的引导。当新闻媒体的报道是正面的时候，普通美国人的对华看法也多是积极的。反之，美国公众对于中国的负面印象就会上升。西方媒体向来秉承“狗咬人不是新闻，而人咬狗才是新闻”的准则，更倾向于报道负面新闻。而意识形态的差异、自我优越感和由此而产生的对华偏见使得美国媒体更多地报道中国的负面消息。冷战之后，美国媒体的这种表现更为明显。新闻媒体的负面报道在很大程度上造成美国公众对于中国消极的看法。尽管近年来美国媒体对华报道的客观性较之前有所改进，但远没有发生根本改观。所谓精英舆论，主要是指政客和有关专家的讲话和看法，其看法和论断也会引导普通民众对于国际事务的判断。意识形态的偏见、利益集团的游说、党派之争的需要和个人政治收益的考量等诸多因素使得一些政客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公开指责中国。相对于政客言论而言，美国的智囊机构及其相关专家的看法要客观一些。不过，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的美国国内舆论氛围不太可能有明显的改善。

　　不过，美国人的中国观是由多种复杂因素交互影响而形成的，而非单一因素所成就。同时，美国人的中国观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历史积淀下来、逐步形成的。这就意味着要让美国人对中国有一个客观而全面的认知，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鉴于美国公众在对华舆论上并非“铁板一块”，也会发生波动和变化，因此适时展开对美公共外交、提升中国的形象是完全必要的。当然，中国要提高自己的“软实力”，改善中国在美国社会的形象，也将是一项漫长的综合工程。

来源时间：2015/2/22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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